云南迪庆地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源远流长，人类活动在此早已有之，这可以从考古发掘资料和古代有关西南夷的文献记述中窥见一斑。从考古资料看，一些学者通过对维西戈登村遗址、小中甸区瓦丁遗址以及德钦县纳古石棺墓群、永芝石棺墓、石底古墓等的发掘和研究表明，至少从新石器时代起，云南迪庆地区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并明显留下了自西周至春秋的有关文化遗存。
而且这些文化遗存与整体藏彝走廊上各民族文化有着某些相似性。如，维西戈登村遗址出土的柳叶形的石镞和西藏察隅县察瓦龙区松塔和龙布所出土的相一致，德钦纳古石棺墓中的绿松石珠应产自四川、“殉葬贝”与甘肃火烧沟葬俗相似，等等。汪宁生也提出：
“1974年在德钦永芝发现的石板墓，代表着与云南青铜文化有关系的另一种文化遗存。”他认为德钦所出土的“安佛拉”式陶罐及其腹部有所谓“蚌壳状纹”，与西北地区的“茧形壶”类似。这种普遍存在的文化遗存的相似性，可以说明这一时期云南迪庆地区的民族已经与藏彝走廊上的各民族有了长期的交往互动，并形成了较为相似的民族文化。
从文献上看，《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了“巴蜀西南外蛮夷”的九个民族，即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徙、笮都、冉駹、白马。有学者推测，嶲、昆明的活动地域大致在今滇西北至川西南部分地区，特别是今云南洱海以西的广大地区。
有的学者认为今川西、西昌以南的广大地区均散布有嶲、昆明部落，可知嶲、昆明分布的范围相当广泛。这些民族的内部情况有以下几种类型：一种是有“君长”，“耕田，有邑聚”的夜郎、滇、邛都等族群部落，过着耕种农业的定居生活；一种是有“君长”但“或土著，或移徙”的徙、笮都、冉駹等族群部落，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还有一种是仍处于“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状态的巂、昆明等族群部落。
据此分析，徙、笮都、冉駹、“嶲”和“昆明”这几个民族的分布范围大约包含了云南迪庆地区，或者靠近迪庆的地方。另有学者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对白狼、槃木、唐菆等民族相关记载的考证，认为以白狼、槃木、唐菆等这些民族应该分布在今甘孜州东南部、四川西南部的木里县，滇西北的德钦、香格里拉两县也应属于白狼、槃木、唐菆等族群的文化分布区。由此推测，在西汉以前，在蜀西南、滇西北地区极有可能存在白狼、槃木、唐菆、嶲、昆明等民族活动。
伴随历史的演进，特别是唐、元时期云南迪庆地区政治拉锯及战争格局的不断演进，这里的民族状况也发生着重要变迁。在南诏取得对吐蕃的铁桥之役胜利后，将铁桥附近的施蛮、顺蛮、长裈蛮等民族迁离原地，又将“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明”等地的一万户磨些族人民迁移到“西爨”等地区。“西爨”即今天的昆明、曲靖、楚雄一带。由此可知，当时滇西北的一部分纳西族被迁移到昆明、曲靖、楚雄等地区。这一系列民族人口的不断迁移流动，逐渐改变了滇西北地区的民族构成及分布格局。
由于唐代滇西北地区各族长期受吐蕃势力控制，生活在该区域的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与吐蕃民族不断交往交流，最终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融合。史载吐蕃“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反映出吐蕃每次对外作战，皆携带奴隶随从，边打仗边放牧和耕种，可客观上带来了民族和人口的迁徙流动。今丽江地区发现的“格子藏文碑”反映出吐蕃王朝在统治滇西北地区及磨些部落时曾施行告身制度。
另据《滇海虞衡志》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人不知，犹于桂林以茶易马，宜滇马之不出也。”表明茶马互市虽兴盛于宋朝时期大理国与吐蕃之间，但实际上早在唐朝时期云南的“普洱茶”就已经开始流入吐蕃了。及至宋朝，在“宋挥玉斧”的历史情境下，整个西南地区各民族较少受到宋朝的关注，西南各民族与中原之间的交流相比唐代减少很多，偏居于滇西北的各民族更是淡出宋朝中央政权的视线。
因此，如今能见到宋朝关于滇西北各族群的文献资料不多“元跨革囊”及元朝统治对于元明以后滇西北政治格局和纳西族的影响是深远的。据丽江木氏土司的家谱所记，早在元代，蒙古人就与其家族通婚。与吐蕃相似，蒙古对外用兵“老小畜产，尽室而行”，蒙古军即营以家，就地落籍，这本身就是一种民族迁徙的方式。
《维西见闻纪》载：“巴苴，又名西番，亦无姓氏。元世祖取滇，渡自其宗，随从今流亡至此者，不知其为蒙古何部落也。浪沧江内有之，板屋栖山，与么些杂居，亦么些头目治之。”说明“西番”的来历与元世祖平滇所伴随蒙古族的迁徙流动密切相关，并且“西番”与纳西族杂居在一起。
现今，滇西北地区仍有一些与蒙古族相关的文化遗存，如丽江金沙江渡口附近有蒙古谷、营盘村、太子关、马箭道等地名，传说都与忽必烈南征有关。另外，有学者研究指出，丽江《北石细哩》传统音乐形式“其风味、格调、调式和音乐进行，与蒙古族的音乐非常接近”，且在丽江纳西族民间有《北石细哩》为蒙古军遗留给木氏土司的传说。
元朝的统治对于纳西族的影响尤为显著。据史籍记载，在元军过旦当（中甸）及忽必烈渡过金沙江后，曾有摩些二部酋长、摩娑蛮主等来降，永宁州的和字、通安州的麦良、宝山州的么些首领也相继归附。《乾隆丽江府志》相关记载反映元军革囊跨江、所向披靡的气势，使得诸多部族主动投诚依附。其中，元宪宗四年（1254年），丽江土酋麦良率众迎降，遂被授予“副元帅，迁提调诸路长官司”，并赐“丽江路总管”之职。如是，纳西族麦氏势力得以初张。
此后110年间，麦氏势力滋强，逐步兼并了沿金沙江分布聚居的麽些部族及其他部族，成为元明及至清初统治滇西北的一方霸主。因此，郭大烈评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忽必烈的南征，就没有纳西族元明以后的发展。”元明的更替，使得一部分滇西北地区的蒙古军民融入到当地民族中。
明初，一部分残留在滇西北地区的蒙古军队和蒙古官吏向明朝投诚，被准许子孙世袭，在当地长久落籍，逐渐融入当地民族。有学者指出：“川西南蒙古族人有鞑靼、咱哩、青海、阿咱拉等称呼，他们有的分别融入回族、纳西族、彝族、西番；川西蒙古族人仍是当地的统治者，有霍尔、瓦述、梭坡、和硕特部等，他们后来都融入到藏族中。”深刻道明了明朝时期，残留在滇西北地区的蒙古族逐渐与当地藏族、回族、纳西族、彝族等交往融合的情况。随着木氏土司势力的日益强大，其不断展开对云南迪庆地区的武力征服和统辖，由此也带来了新的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维西见闻纪》载：
“古宗，即吐蕃旧民也。有二种，皆无姓氏，近城及其宗、喇普、明木氏屠未尽者，散处于么些之间，谓之么些古宗。奔子栏、阿墩子者，谓之臭古宗。语言虽同，习俗性情迥别。”说明木氏统治区内一些藏族融入到纳西族中，这些融入纳西族的藏族，因长期与纳西族交流交往交融，生活习性等发生了一些变化，形成与原生藏族相区别的特征，根据习俗和性情的差别，分别被称作“么些古宗”和“臭古宗”。
如，木里的俄亚大村最初仅四户，后来又从丽江、大理、中稻城等地迁来纳西、白、藏族等数十户，由于纳西族居多，又受木氏土司统治，其他各族逐步变服从俗，成为纳西族的一员。至明末时期，伴随藏族势力的发展以及木氏土司势力的衰弱，特别是木氏土司势力退出迪庆地区后，一部分留居在迪庆地区的纳西族则逐渐融入到藏族之中，成为当地藏族的一部分。如，有学者研究推测，现今巴塘一带的藏族可能有一半以上是被藏族融合的纳西族。
盐井一带的纳西族则在语言、服饰等习俗上与藏族相同，只是保留了一些纳西族文化传统，如戴传统的纳西族式耳环、举行祭天仪式、祭三多神等。在康区南部、滇西北一带，普遍存在纳西族与藏族融合的现象，当地人把纳西族融合进藏族的人称为“藏纳西”。“麽些古宗”与“藏纳西”充分反映出纳西族与藏族之间的高度交融。
此外，纳西族史诗《创世纪》中亦记载藏族、纳西族、白族是上古的孪生三兄弟；彝族最古老的故事《居木乌乌》中也有汉族、彝族、藏族是居木乌乌和天女所生的同胞的说法；藏族传说《萨当汗·松诺罗丹》的故事，把丽江土府木氏称为萨当汗，即“丽江王”，并赐予“松诺罗丹”法名，意思是“福祚永盛”。这些古老的来自民间的故事和传说，无不生动真实地反映出藏族和纳西族的友好关系。
综上所述，由于云南迪庆地区特殊复杂的地理环境，深刻影响着不同历史时期云南迪庆地区各民族交流交往与共同发展，这是云南迪庆区域社会的典型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前文所述“横断山脉地区”“六江流域”等，均未能完整、准确地表达这一区域，尤其是未能反映该区域独特的人文特点。
费孝通则从“历史——民族区域”的视角，提出了“藏彝走廊”概念，用以指称包括云南迪庆在内的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滇西高原区和藏东高山峡谷区。这一概念从人文与地理交融的角度，一方面反映出该区域在地理上呈现出“走廊”形态的通道，另一方面反映该区域历史上发生民族互动与交往的“人文”特点。而云南迪庆即处于“藏彝走廊”的最南端，将其作为藏彝走廊核心区的重要部分，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