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湖北省隋县雷鼓墩发掘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个漆木箱，实物图片参考1111-1图，箱盖上书写着中国二十八宿名称。
这件漆木箱盖通长82.8厘米，宽47厘米，通高19.8厘米。盖面中央是一个很大的篆文粗体“斗”字。“斗”字周围是古代的二十八宿名称，它们按顺时针方向排列是：角、阬、氐、方、心、尾、箕、斗、牵牛、婺？女、虚、危？西萦、东萦、圭、娄女、胃、矛、毕、雌、参、东井、与鬼、酉、七星、张？翼、车。“车”和“角”字之间有较大的空隙，书写时，看起来是起于“角”而终于“车”。二十八宿的布局，依中间“斗”字的形状，围成了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盖面两端绘有头尾方向正好相反的青龙和白虎。中间的“斗”字和青龙、白虎清晰醒目。周围的二十八宿名称除个别笔划稍有脱落外，均字迹清楚，明确无误。是一件极其罕见的天文文物。
漆木箱盖廿八宿布局图参照1111-2图。
漆木箱盖线描图参照1111-3图。
这里先把漆箱盖上的二十八宿名列为下表（用繁体表示）：
上表二十八宿围绕北斗作左旋排列。因学界对其研究与释读的成果颇丰，笔者似无再赘述之必要。但又注意到其个别星宿名称与后世文献所载名称差异极大，且学界无相关研究文章。故从这个角度，试着解析一下其成因，或许可以解决学界尚存有争议的几桩文博公案。
二十八宿的名称，首先出现在《周礼?春官》巳说冯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秋官》也有“二十有八星之号”。惜其详细不明。《史记》以前的古书所记载的二十八宿星名，如《尧典》：火（房）、虚、昴、鸟(星)；《洪范》：好风（箕）、好雨（毕）；《夏小正》：大火（房）、织女（女）、昴、参；《诗》：火（房）、箕、牵牛（牛）、织女（女）、定（壁）、昴、毕、参；《左传》:辰角（角）、天根（亢）、农祥（心）、龙（尾）、天庙（壁）、咮（星）；《国语》:本（亢）、天驷（心）、营室（壁）、鹑火（星）；《尔雅》：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牵牛（牛）、虚、定营室（室）、东壁（壁）、奎、娄、昴、毕、柳咮（柳）；《月令》：角、亢、氐、房、心、尾、建星（斗）、牵牛（牛）、织女(女)、虚、危、营室（室）、东壁(壁)、奎、娄、胃、毕、觜嶲(觜)、参、东井（井）、弧(鬼)、柳、七星（星）、翼、轸；《淮南子》：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牵牛（牛）、须女（女）、虚、危、营室（室）、东壁（壁）、奎、娄、胃、昴、毕、觜嶲（觜）、参、东井（井）、與鬼（鬼）、柳、七星（星）、张、翼、轸；《史记》：角、亢、氐、房、心、尾、箕、建星（斗）、牵牛(牛)、婺女（女）、虚、危、营室（室）、东壁（壁）、奎、娄、胃、留（昴）、浊（毕）、参罚(参)、狼（井）、弧（鬼）、注(柳)、张（星）、星（张）、翼、轸。从上述典籍记载里可知，最初只有四宿，到了《诗》的著作时代，还可以上溯到周初，已有八宿。《尔雅?釋天》有十七宿。《月令》已有二十五宿。到了《史记?律书》，二十八宿才算完备。
从上述典籍记载亦可以看出：二十八宿有过整理、演变的痕迹。例如根据《史记?天官书》记载：“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这段记载是什么意思呢？它表明牵牛和河鼓、婺女和织女都是两颗不同的星。但据《尔雅》：“河鼓谓之牵牛。”和郭璞注称：“今荆楚人呼牵牛星为檐鼓，檐者荷也。”则说明有以河鼓和牵牛因训音而转讹的现象，也许在整理同一颗星的同音异字的名称时分列为两颗星。再例如《史记?律书》中没有斗、觜、井、鬼、而用建、罚、狼、弧，又把昴叫做留，毕叫做浊，柳叫做注，而且星、张次序相调换。以上种种例子，皆说明古人在文字、语音、技艺、思想等传承方面，或有演变、或有误誊、或有以讹传讹等情况发生。因此，我们在学习古代典籍的过程中，亦需要带着思考去消化与甄别所学知识。孟子曾曰：“尽信书不如无书”，他大概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本件文物漆箱盖上的二十八宿名称，与后世沿用的二十八宿名称基本相同，但也略有出入。如将“营室”和“东壁”称为“西萦”和“东萦”。把“柳宿”称作“酉”，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其次，“伏女”中的“伏”（婺？）字和“岁”（张？）字，需要作进一步考证，它也可能是另外的名称。还有，所出现的通假字与异体字，也为探讨某些星宿的由来，提供了重要史料。比如“奎”宿这里作“圭”，“昴”宿作“矛”。综上所述，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这件漆木箱盖，是我国迄今己经发现时代最早的文字类天文文物之一。它把我国二十八宿的可靠记载，提前到了战国初期，这说明我国二十八宿体系的创立时代是在战国以前。同时，此件器物的文字与纹饰亦给我们解决其它文博迷题，提供了有益线索。
矛的现代定义
矛（máo），兵器名，是古代用来刺杀敌人的进攻性武器，是战争中常用兵器。长柄，有刃，用以刺敌。
矛的发展简介
矛的历史久远，其最原始的形态可能是用来狩猎的前端修尖的木棒。后来人们逐渐懂得用石头、兽骨制成矛头，缚在长木柄前端，增强杀伤效能。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常发现用石头或动物骨角制造的矛头。奴隶社会的军队，已经使用青铜铸造的矛头。商朝时，铜矛已是重要的格斗兵器。 从商朝到战国时期，一直沿用青铜铸造的矛头，只是在形制上，由商朝的阔叶铜矛发展成为战国时的窄叶铜矛。从战国晚期开始，较多使用钢铁矛头。直到汉代，钢铁制造的矛头才逐渐取代青铜矛头。随着钢铁冶锻技术的提高，矛头的形体加大并更加锐利。
结构与功能
矛是一种纯粹的刺杀兵器。其构造简单，只有矛头、矛柄两部分。矛头分为“身”和“骱（jiè）”两部分。矛身中部为“脊”，脊左右两边展开成带刃的矛叶，并向前聚集成锐利的尖锋。有的脊两侧带凹槽，称“饮血”，为矛头刺入人体时出血进气，以减少阻力。“骸”是用来连接脊的直筒，下粗上细便于装柄。为防止拔矛时矛头脱落，有的矛矟两边铸有环状钮，可用绳穿过把矛头牢牢绑缚在柄上。矛柄有木柄和积竹柄两种。“积竹柄”是用细竹做柄，打通竹节，竹芯内填充木条，然后用绳裹扎起来涂上漆。积竹柄坚韧而富有弹性，不易折断，性能优于木柄。矛的基本形制有狭叶、阔叶、长叶、叶刃带系和凹口骹式等。可参考图2222-2。
历史文献记载
《周礼·考工记·庐人》：庐人为庐器，戈六尺有六寸，殳长寻有四尺，车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寻。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而无已，又以害人。故攻国之兵欲短，守国之兵欲长。攻国之人众，行地远，食饮饥，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国之人寡，食饮饱，行地不远，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长。
《周礼·考工记·庐人》：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郑玄注：八尺曰寻，倍寻曰常。酋、夷，长短名；酋之言遒也。酋，近；夷，长矣。
《周礼·考工记·庐人》：凡为酋矛，参分其长，二在前，一在後，而围之；五分其围，去一以为晋围，参分其晋围，去一以为刺围。
汉刘熙《释名·释兵》：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头曰：入地也，松椟长三尺，其矜宜轻，以松作之也。椟，速椟也，前刺之言也。
汉刘熙《释名·释兵》：矛长丈八尺曰俏，马上所持，言其俏俏便杀也；又曰激矛，激截也，可以激截敌阵之矛也。仇矛，头有三叉，言可以讨仇敌之矛也；夷矛，夷，常也，其矜长丈六尺，不言常而曰夷者，言其可夷灭敌，亦车上所持也；矛，长九尺者者也，霍也，所中霍然即破裂也。殳矛，殳，殊也，长丈二尺而无刃，有所撞於车上，使殊离也。
汉刘熙《释名·释用器》：仇矛，仇，雠也，所伐则平，如讨仇雠也。
汉刘熙《释名·释兵》：（小矛），延也，达也，去此至彼之言也。
《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 ：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屈卢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为阵关下。
《典略》：周有屈卢之矛。
以上关于矛的文字，是以当今中国所在地理区域为视角所进行的梳理，不涉及世界其它地方。中国以外，关于矛的相关文章已经很丰富了，对此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本文不作探讨。
学界曾有一种说法，矛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中国本土没有矛。理由很简单，在殷商的甲骨文里面，没有发现“矛”这个文字。“矛”这个文字，则是在金文之中才被发现的。因此，“矛”是随西方青铜（大约商周时期）技术，一起进入中国的“舶来品”。事实果真如此吗？假设，最原始的削尖木棍不算“矛”，因为没有史前文献资料证明。那么，在当今中国地理范围内，官方出土的文化期石矛，它算不算“矛”呢？如图2222-3，石矛。石峡文化（约前3000年到前2700年）兵器，1956年，在广东博罗角洞水库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兵器长23.3厘米，其后部捆绑长木柄，推测：使用者或持矛柄刺杀敌人，或举矛柄投刺敌人；使用时，石矛也涂毒，刺中必死。再假设石矛也不算“矛”，因为，亦没有文献资料可以证明它就是“矛”。那么又该如何验证：在中国地理区域内，“矛”从文化期就一直存在，而不是西来的呢？其实按东方文化的具象思维来看，图2222-3可以很直观看出，它就是“矛”的史前实物存在的有力证据。也是毋庸讳言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若以西方人的思维视角来看，你还得有文献资料证明。这种情况，有点像日常生活里常说的笑话：“你必须证明我是我”，也只有这样操作，才有可能承认图2222-3是“矛”。否则，将视而不见。
既然学界在文字上提出质疑，那么笔者就针对这个疑问，试着从文字上进行解析，还中国“矛”以本来面目。当然，这样的文字解析，还是需要回到古华夏文明的语境中去理解，其与现代汉语语境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关于文字注释资料，笔者依旧首选许慎的《说文解字》，因其注释相对可靠。笔者曾在《星象视角下的文字释义》一文当中对其重点论述过，这里便不再重复。请参照和刻本图2222-4、2222-5及图2222-6《汉字字源》中的解释。
从图2222-4、2222-5及图2222-6对“矛”字的釋读来看，我们查阅不到关于“矛”字的本源信息，即它是如何演化的不得而知。那么我们再接着看“矛”字演化图，即图2222-7。
从图2222-7来看，很显然“矛”字的源头似乎起于金文，在甲骨文里面，确实是溯源不到。再从图2222-4的釋文看，许慎将其定义为象形字，但从金文上看，似乎又与图2222-1的形象相差甚远。若与图2222-6两者对比看，主体上则突出了髦与系耳的形象，锋刃部分则不显。如若不将二者放在一起对比，似乎也很难将其与“矛”的实物形象相联系。比如同样是兵器的戉，其甲骨字形与实物戉比较，我们则一眼就可以识别出来。那么这个“矛”字，古人这样造字又做何解释呢？我们不妨再回到图1111-3上来，在二十八宿的排列中，它将昴宿作“矛”。那么“昴”（mao上声）与“矛”（mao阳平）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它们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秘密？我们再看看有关“昴”字的注释资料。请参照图2222-8、2222-9、2222-10。
图2222-8中称“昴”，白虎星宿。图2222-9在释卯字时又称“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像开门之形，故二月为天门，凡卯之属皆从卯，也就是说“昴”是从卯演化而来。图2222-10演化路线很清晰，在卯字头上加了“晶”则为“昴”。为了拓宽视野，我们再继续参考一下，“卯”字的其它相关文献资料。
说文解字注
【卷十四】【卯部】
卯，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
注：《律书》曰：“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律历志》：“冒茆于卯。”《天文训》曰：“卯则茂茂然。”《释名》曰：“卯，冒也，载冒土而出也。”盖阳气至是始出地。
象开门之形。
注：字象开门也。
莫饱切。
注：古音在三部。
故二月为天门。
注：卯为春门，万物已出。
凡卯之属皆从卯。
（卯字古文打不出来）
注：按：十干、十二支之字皆古文也，非后人所能造者，而戼（卯）为春门，丣（酉）为秋门，尤?明。然则“”、“酉”皆古文而异者也。
康熙字典
(卯字古文打不出来）
《唐韵》、《集韵》、《韵会》、《正韵》并莫饱切，音昴。《说文》：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象开门之形。故二月为天门。徐曰：二月，阴不能制，阳冒而出也。天门，万物毕出也。
又《广韵》：辰名。《尔雅·释天》：岁在卯曰单阏。《晋书·乐志》：卯，茂也，谓阳气生而孳茂也。《韵会》：俗作“夘”，非。
从上述文献资料看，意见集中在：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象开门之形。即通俗的讲，好似春天一颗种子发芽裂开，准备破土而出的状态。郭沫若先生在《释支干》中，对“卯”的解释称：“以音言之，则古音卯、留同部，刘、留等字篆文从丣者，古之皆从卯，疑卯即刘之假借字。《释诂》训“刘，杀也”。若按郭先生的解释，这图中用“矛”字，与卯同音，也就含有杀的意思。那么在商代甲骨文中，“矛”字是不是就用“卯”字来表达呢？如果是，这种现象在古汉语里也是屡见不鲜的。请接着参考图2222-11，看“卯”字演化过程。
在百度百科里则是这样定义：卯，象形字。在字形上，甲骨文中的“卯”字（图1）是将一个物体从中间剖分的形状，金文中的“卯”字（图2、图3）和战国文字中的“卯”字（图4）形状与其甲骨文字形大体相同，由此演变出《说文解字》古文中的“卯”字（即“”，图5），同时稍微讹误而演变为小篆中的“卯”字（图6），经过隶书字形（图7）后楷书写作“卯”。在字义上，“卯”字的 本义是“剖分”，引申泛指“杀，殷商用牲方式之一”，又引申指“木器上安榫头的孔眼”，又借作“十二地支的第四位，与天干搭配来纪年、月、日、时”，也指“十二生肖中的‘兔’”、“五行中的‘木’”和“旧时官署开始办公时进行点名报到等活动的代称”等。
从上文的一些文献资料以及郭沫若先生的解释看，笔者认为：由“卯”字剖开意引申的杀，与“酉”字金石意引申的杀，两者在含义上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郭沫若先生认为：“丣”是卯之或体，许慎误为古文酉。郭沫若先生的这一理解，其实也是不正确的，许慎并未误为。戼（卯）为春门，是“生”杀。好比种子要发芽了，必须要破壳而出，表象看好似原先的种子已经死亡了，但实际上，却是种子孕育成生机勃勃的禾苗了。亦如自然界中金蝉脱壳的情形，请问那个被剖开的空壳是生是死？（这也是殷商执着于用牲的理念缘由之一，用的是“卯”字的内涵，即生命的另外一种转化形式。）那么，“卯”这个生发状态，又与春笋破土而出的状态像不像呢？或与人类早期用来狩猎，那个削尖前端的木棒有无可比性呢？丣（酉）则为秋门，金石之象，为肃杀。犹如秋风萧瑟，严霜将至，苗叶迅速枯萎、衰败，消亡。此二者尤?明。
上文笔者从两方面阐释，“卯”字与“矛”字之间的关系。一，由“卯”字所引申出的“杀”字含义，与“矛”字相关联；二，由“卯”字所隐含的生发状态，与矛的具体形象相关联。接着再看图2222-12，金文的“卯”字与“矛”字两字构造相比较，我们发现“矛”字是取“卯”字的一半，于顶端再画了一个半弧线，两部份组合而成。由此也可以推测出古人的造这个字的意图，“卯”字的本意是冒，即二月地下的种子生发开来，剖成两半的状态。这个状态若继续向上生长，又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则是“矛”字所描述的状态，种子的剖开外壳可能有一边脱落了，另外一边则还挂在幼苗上，继续向上生长，上端则顶着嫩芽。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更贴切的字，可以更好的表达这种状态，那就是茅草的“茅”字，早春时节，我们可以观察它生发的状态，就可知其自然形态，与其字形相比名符其实。
接着请再回看图1111-2，从漆木箱盖上所看到的是：二十八宿文字星图。接下来我们具体了解一下，昴宿在《步天歌》所载星图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排列，历史文献又是如何记载的？它与“矛”字之间又有何关联？
昴宿，参照图2222-13，昴居西方白虎七宿的中央。古人用昴宿来定四时，《尚书 尧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是指如果日落时看到昴宿出现于中天，就可以知道冬至到了。诗?召南?小星》称：“嚖彼小星，维参与昴。”《大戴礼?夏小正》称:“四月昴则见。”《尔雅?释天》称：“西陆昴也。”又称：“昴名大梁。”《石氏星经》称：“昴七星，在胃东稍南。”《说文》称：“昴从卯，阖户为卯，日入时也。”古文酉从卯，酉为秋门，万物已入，是一闭门形象。昴在仲秋月份出现，正值收成季节，这也许就是命名的来历。《宋志》称：“距西南星，去极七十度，赤道十一度三分，黄道十度八分。”《天元历理》所载昴宿图最为正确，它即金牛座中的小星团，近代叫做昴星团，即七姐妹星团。昴宿包含九个星座，原星四十七颗，增星五十颗。参考图2222-14。
昴宿是西宫白虎七宿的第四宿，由七颗星组成，又称旄头(旗头的意思)。旄，《说文》“发也”。唐代李贺诗“秋静见旄头”，旄头指昴宿。唐代卫象诗“辽东老将鬓有雪，犹向旄头夜夜看”，旄头亦指昴宿，诗句表现了一位老将高度警惕、细心防守的情景。从上述文献资料的记载，以及昴宿所构成的图形看都与矛头有相似之处。所以，昴宿可能由此而得名。《史记?天官书》中称“昴曰髦头”，如果“昴宿”的原来意义是“矛”，昴星团中除了几颗比较亮的星星之外，其余隐约可见的星辰好像是装饰在“矛”头上的“髦”，那么《史记?天官书》的记述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综上所述，可知“矛”与“卯”之间关系紧密相联，“矛”是由“卯”演化而来证据充分，而“卯”字在殷商甲骨中则大量存在。因此，不能因“矛”字仅在金文出现，而甲骨文中没有这一点就武断中国没有矛。部份学者关于“矛是西来”的论调，更是可休矣！笔者认为：“矛”起源于何时？何地？何人之手？实不可考。它或许就是原始人类狩猎时，被削尖前端的第一根木棍。
2021年10月29日，《文博圈》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托美国斯坦福大学、西北大学的科研人员对仰韶村遗址尖底瓶残留物进行了科学分析，科研人员对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八个尖底瓶的残留物（距今6000-5000年）进行了初步分析，采用对陶器进行非损伤性、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方法（淀粉粒、植硅体、酵母和霉菌），获得了古代酿造谷芽酒和曲酒技术的证据。综合研究证明，仰韶村遗址尖底瓶用于发酵粮食酒。初步的分析结果表明尖底瓶残留物很可能是以黍、粟、水稻、薏苡、野生小麦族和块根类植物为原料制作的发酵酒，采用发芽谷物和曲发酵两种酿酒技术。甲骨文中记录了两类酒， 即“酒”和“醴”，前者是用发霉的谷物进行发酵的酒；后者则是用发芽的谷物酿造而成，酒精度相对较低。这两种酿造工艺在仰韶村遗址的尖底瓶残留物中均有发现，这项研究为新石器仰韶文化中心区域粮食酒的酿造和消费提供了直接的考古证据，仰韶村遗址尖底瓶与周边地区同类仰韶陶器功能一致，如河南渑池丁村遗址等，其酿酒方法很可能代表了仰韶文化核心地区的技术和发展。
何谓史前尖底陶瓶？请参考图3333-1，同时再回看图1111-1。那么它又为何会与图1111-1之间有关联呢？这是因为箱盖上所书写的星图文字与《史记?天官书》中记载有差异，它将“柳宿”称作“酉”，这是在目前已知文物里面第一次见。而“酉”又与尖底陶瓶密切相关，所以它们之间必然紧密关联。在《说文解字》中，虽然说“古文酉从卯”，而卯又与柳相通。但是，这种叫法还是第一次见到。仅从这个案例上，也侧面反映出许慎学术功底的扎实程度，以及《说文解字》作为文字工具书，不容轻否的重要学术地位。既然河南考古所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证明仰韶村遗址出土的尖底瓶，是用来发酵酒（其实直至现在，中亚地区还在继续使用该类容器存酒。）的容器。《百度百科》：“酒”，会意。从水,从酉(yǒu)。“酉”本义就是酒。“酉”亦兼表字音。《说文解字》：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从水从酉，酉亦声。一曰造也，吉凶所造也。 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仪狄。杜康作秫酒。从这两处工具查询里可知：“酒”从“酉”。那么“酉”的甲骨文字是什么样子呢？请参考《甲骨文合集》图3333-2，及图3333-3。
从图3333-2看，甲骨文“酉”字是一个像形字，与仰韶遗址出土的尖底瓶很像。这一案例也很好体现出了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辅助作用了。请接着再看图3333-4，“酉”字的演化过程。
从图3333-4可知，现代大部分学者认为：“古文[酉]很像从正面视角观察的酒坛子，而古文[卯]一点都不像酒坛子，应是[卯]字的异体，可能是《说文》搞错了。”果真如此吗？其实，由于现代大部分的学者，不懂古代天文学，所以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原理，还误以为是许慎搞错了。要知道，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基，正是建立在古天文学的基础之上。脱离了古天文学，面对上古时期的许多问题，我们往往一头雾水，不知其理。却又常常自以为是的认为：古人蒙昧无知，老是搞错，让后人无解。接下来请参考图3333-5，其为《步天歌》所记载柳宿星图。
柳：《礼记?月令》称：“季秋之月，旦在柳中。”《左传》称：“咮为鹑火，柳星也。”《左传注疏》称：“柳谓之咮，咮鸟口也。柳本位居午次，去极八十二度半，入柳初度。”《通志》称:“柳宿为朱鸟之嗉。”《尔雅》称“鸟喙谓之柳。”《注》称:&34;咮为柳，柳鹑火也。&34;南方七宿，形象朱鸟，柳是朱鸟的口，所以叫做咮。鹑即朱鸟，火属南方，所以鹑火为柳的次名。《石氏星经》称：“柳八星，在鬼东南，曲垂似柳。”柳又叫天相和八臣。酒旗三星在柳北，轩辕右。柳宿包含二个星座，原星十一颗，增星十八颗。《晋志》以酒旗在天市垣。《步天歌》以它属柳。《通占镜》以它属柳又属星。
上述文献其主要观点：从整个大的南方星宿来看，“柳宿”为南方朱雀的嘴，而朱雀的形象又是以自然界中的鹑鸟来代表的。鹑，有两种解释：一，鹌鹑的简称 ，古称羽毛无斑者为鹌,有斑者为鹑，后混称为鹌鹑。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一种迁徙性雉类猎鸟,约18厘米长,上部棕黑色而有皮黄斑点,喉部呈黑白二色,胸部为发红色的皮黄色,腹部呈白色；二，凤鸟。那么自然界中真实的鹑鸟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请参考图3333-6。
除了自然界中鹑鸟的形象外，在出土文物中，鹑鸟目前最早的官方馆藏实物雕塑造型，应该是常州金坛三星村遗址出土的戉杖首饰。其年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笔者曾在《戉?权力?星象》一文中，论证过其具有代表南方朱雀的物象涵义。有请参考图3333-7，鹑鸟喙部较夸张。总的说来，文化期许多鸟形或鸟纹饰器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以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普遍存在。有的代表金乌形象，有的代表南方朱雀形象，其究竟代表什么形象，还要依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从上文的《左传注疏》等文献中，我们得知柳宿为鹑鸟的嘴，即喙部造型。我们若将图3333-5中三号星与八号星相连线，则可得出一只鸟嘴侧面的效果图，参考图3333-8。
若从图3333-8看，历史文献的记载与星象图案是相吻合的。笔者推断：既然柳宿作为二十八宿之一，历史上一定也有表现其造型的文物。假若没有实物验证，似乎也就只能停留在推断之中了。经笔者查阅，目前官方有出土实证，且突出鸟喙部的文物为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骨质雕塑“鷹首”。这里要提请注意的是：文博界对鸟形器的名称定义没有标准，仅凭学者的个人感观，觉得它像什么就叫什么，没有经过严谨论证。请参考图3333-9。
除了官方出土的突显鸟喙部的鸟首器，民间亦有不少凸显鸟喙的史前器物。比如在文物考古第一线工作三十五年，曾任内蒙古敖汉旗文化馆馆长、博物馆馆长的邵国田先生，曾考证的一件民藏鸟喙器物。此器物高5.8厘米，宽6.9厘米，厚1.1厘米。黄玉制作，通体沁为黑灰色。喙部石质，且空心。邵国田先生将其年代定为赵宝沟文化期。请参考图3333-10，3333-11。笔者依图判断其物象指代为“鹑鸟”，其突出的喙部则隐含“柳宿”文化内涵。那么，笔者这个判断有无依据呢？众所周知，赵宝沟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高家窝铺乡的赵宝沟村而得名，距今7350～6420年。赵宝沟文化时期诸多遗址中的小山遗址首次出现猪首、鹿首和神鸟组合的&34;灵物图像”。而这种灵物图像，笔者认为：其就是赵宝沟先民对二十八星宿充分认识后的高度概括。关于这方面的论证，其它文章再谈，本文便不再展开讨论。
从图3333-9，图3333-11看，突显鸟喙形器的文物，在文化期是真实存在的。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学界失去了对其初始文化内涵的认知。特别是图3333-11，喙部空心，其器物构造及设计意图，与图3333-1尖底陶瓶的构造及设计意图是一致的。如若将图3333-1，图3333-8，图3333-10及“酉”字甲骨文拓图放在一起比较，则很容易判断出，仰韶尖底陶瓶的文化初始涵义来源于柳宿，即南方朱雀的喙部。参考图3333-12。
?另从马家窑时期的尖底陶瓶看，有部分尖底陶瓶绘制纹饰精美，已经具备了早期“礼器”功能。如图3333-13，其主体纹饰上三个竖式大黑眼纹，是否为柳宿近上三星？即酒旗。因笔者未见实物，亦未看过全图，有待进一步考证。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仰韶尖底陶瓶造型的原始文化涵义为“柳宿”星图，即南朱雀之喙部。同时其亦含有酒的原始文化特征，因酒旗三星也包含在柳宿内。并且也解释了《说文》中为何“古文酉卯相通”的缘由。且根据考古资料显示，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较多的以大型小口尖底瓶为葬具的瓮棺葬，比如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等遗址中都发现有尖底瓶作为葬具的现象。这个现象亦从侧面证实了，尖底陶瓶所代表的物象——柳宿。即墓主人希望死后，其灵魂能借助柳宿飞升上天。这一葬具现象，也与同处文化期的濮阳西水坡大墓所蕴含的墓葬文化信息相一致。
另：“古文卯酉相通”还有一原理，其也与天文学有关。即古代一种用来测定东西南北方位的仪器，其名称叫“正方案”。它是借助圭臬顶端影子指向来标注方位的，以阴看阳，与实际位置刚好相反。即案面上标注位置卯在西面，酉在东面，子在南侧，午在北侧等。因为正午时，圭臬影子是朝北的；春秋分日出时，太阳在正东，而影子在正西；春秋分日落时，太阳的位置在正西方酉位，而影子在正东。
本节文章，笔者仅讨论圭与璋的起源与文化内涵问题，以及许慎《说文解字》中“半圭为璋”这句话的成因，其它知识仅作简单介绍。
很多人对于圭、璋的来源认知，大多来自于《周礼》的记载。而《周礼》的出现，是由于周代的统治者吸取了商代灭亡的教训，因此，他们重新制定并且规范了一套礼仪制度。玉石，作为统治阶级与神沟通的媒介，周礼中也进行了细致规范。不同的玉有不同的作用，有不同的地位，使玉器成为等级差的一个标志，也把玉器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周礼》中提到的“以玉作六瑞，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周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其重要性是确立宗法制，创立典章制度，颁布礼仪法规，使中国走上礼仪和法制国家的道路。
周代手工业方面，设立了琢磨玉器的专门工种，促进了周代玉器的专门化生产。虽然琢玉从制石或其他手工业独立出来，出现很早，但从政治制度上对琢玉行业给予独立的地位，并加以法律规定，应从周代开始。《考工记》载，周代手工业分工很细，当时六大手工业行业有工种30个，其中“刮摩之工”（雕工）就有“玉人”等五种。
首先简介一下文献里面的“圭”，以便对其有个大致的了解。青圭：顾名思义，使用青色的玉石制作成圭的形制；《说文解字》圭：“瑞玉也，上圜下方。”玉圭是一种板形玉器，下部呈方形，上部尖削，也有呈圆弧形的。参考图4444-1。玉圭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圭根据大小、形态不同，有不同的称谓，体型大的圭称为“玠”、“珽”（长三尺的圭）；其他还有镇圭、桓圭、信圭、躬圭、谷圭、土圭、青圭、琰圭等，据《考工记.玉人》载：“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以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周代玉人治玉圭，按礼制标准化生产，天子镇圭最大，超过一尺。诸侯所执之圭，均不能大于天子之圭。桓圭、信圭、躬圭与镇圭在皇室统一琢制，天子向各贵公和各路诸侯封爵时，将玉圭连同土地、人民一起赏赐，带有任命的性质，故称“命圭”。《论语》云：“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谷圭则是天子用来平息诸侯仇怨，缔结婚姻时用作聘礼的瑞玉；而青圭是作为礼东方的礼器来使用的。
接着再简单了解一下文献里的“璋”，《周礼》规定“以赤璋礼南方”。玉璋（图4444-2）的形制犹如圭之上端断去，并且是双尖形的丫形器。《说文解字》中说“半圭为璋”。据《周礼?考上记》记载，璋的种类有赤璋，大璋，中璋，边璋，牙璋五种。赤璋是用红色的赤玉做的璋，是祭南方朱雀神的。《周礼》记载“大璋亦如之，诸侯以聘女”。中璋和边璋是用来祭祀山川的。牙璋的作用是“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大璋是瑞信之物，通身施纹。中璋十分之七施纹，边璋施一半纹。牙璋是兵符，一面有刃似刀，发兵用牙璋。
?通过对圭、璋的简单介绍，我们知道周代对其极为重视。那么，周天子为何会这样重视它们呢？圭与璋它又源自何处呢？我们不妨带着这样的疑问继续探讨。笔者曾在不同文章中一直强调，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把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不同层次。但分成层次并不意味着各层次互无联系，它们之间仍是可以沟通的，而所以分出层次，这是统治者为了统治民众的需要：垄断与天神沟通的权利，保持统治者的权威。能与天神沟通的是少数特殊人物：巫、觋，他们是神明降身的人物。按现在的话说：我们所有人，都活在思想家的思想通道里。那么这几个层级里最高的是什么？是“天”。换句话说，“天”才是我们文化的根源。因此，“仰望星空”也就成了早期先民们在有限人造资源条件下，苦心求存、求发展的必然选择。日月星辰周而复始，一年四季如期而至。如此，华夏先民便能预知气温、降雨、降雪、物候等农事规律，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顺天应时，循时而动，是华夏先民道法自然、崇尚和谐、珍视生命的民族精神。对天象气象的观测，既是华夏文明的源头，更是天道民族的精神坐标。
综上所述，那么“圭”、“璋”与天空之间又有何关系呢？请再看图1111-2，在其星图文字的排列中，原本是“奎”宿的奎字，这里作“圭”。我们先看一下“圭”字的字源演化过程。请参考图4444-3。
从图4444-3看，“圭”字的甲骨文字为上下结构，上部为三角形，下部为方形。金文以后亦为上下结构，则是由叠加的两个土字构成。在现代百度百科字源解释里，则将其定为：会意字。从重土。古代用不同的玉圭表示分封给诸侯的土地，所以从重土。那么这样的注解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再看一下“土”字的字源演化，请参考图4444-4。
?从图4444-4看，甲骨文的“土”字，三例都是土疙瘩的形象，乃据实像造字，属于典型的象形文字。其与图4444-3“圭”字的甲骨文，字形并不一致。因此，在金文以前的“圭”字，并不能将其定义成会意字，而依旧应该定义为象形字。因其字形与图4444-1的夏代玉圭具有高度相似之处。换句话说，如果这个观点成立，图1111-2漆木箱盖上“圭”字作“奎”字则是妥当的。因“圭”字是依据“玉圭”的造型，具象描摹而成。若按这样的逻辑推理，则“玉圭”的造型很可能是比拟“奎宿”在天空的视构型。请接着参考图4444-5，其为《步天歌》中记载的奎宿星图。笔者将对奎宿作简单的解读。
奎：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一宿。《礼记?月令》称：“季夏之月，旦奎中。”《尔雅?释天》称：“降娄，奎娄也。”《注》称：“奎为沟渎故名降。”《石氏星经》称：“奎十六星，形如破鞋底，在紫微垣后，传舍下。”《集韵》称：“奎踽与足行貌。”《天官书》称：“奎为封豕。”《石氏星经》称：“奎西南大星为天豕目。”《天文大成》称：“奎十六星，旧错以西大星为距，损壁二度，加奎二度；今取西南大星为距，即奎壁各不失本度。”《宋志》称：“距西南大星，去极七十二度，赤道十六度六十分，黄道十七度八十七分。黄道自奎一度七十三分六十三秒入戌，赤道自奎一度五十九分九十七秒入戌。其西南大星，谓之天豕，亦曰封豕。”奎宿包含九个星座，原星四十五颗，增星六十三颗。《晋志》以军南门、阁道、附路、王良、策五座属天市垣。古人以奎、娄二宿为实测辰星的标准，借以考证可以看到的时期。古人认为辰星常以二月春分出现在奎、娄；五月夏至出现在东井；八月秋分出现在角、亢；十一月冬至，出现在牵牛；出于辰戌，入于丑未，二旬而没，晨见于东方，夕见于西方。于是，只要在春分前后，实测奎、娄二宿，观测约两旬，而夏、秋、冬三季，也就能够按照指定的星宿进行观测了。
从上述古文献可知，《注》将奎宿比拟成“沟渎”之形，《石氏星经》则将其比拟成“破鞋底”之状。不得不承认，若将这两部古文献的比拟对照图4444-5确实也很形象。可是，若再将其与图4444--3中“圭”字的甲骨文相对比时，则又有较大差距。倘若将其从中间拦腰截取一半，则勉强可以对应。如图4444-6。如按这样的逻辑推理它们之间有关系，实有牵强附会之嫌。
既然奎星图与“圭”字甲骨文在字形比对上比较勉强，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奎”字的文字演化图与《说文》注释图，看看它们之间是否有关联。请参考图4444-7，图4444-8。
从图4444-7及图4444-8看，“奎”字起源于金文，其与“圭”字所描绘的物象似乎并不一致。请参考图4444-9，和刻本的《说文解字》，看其如何定义。
从图4444-9的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许慎是这样定义“奎”：“两髀之间曰奎，从大，圭声。”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呢？笔者接下来将详细解析许慎这句话的意思。我们知道古人造字，依据的原理就是“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因此，许慎所谓的“两髀”，则是特指我们人类的身体部位。“髀”在人体的具体部位请参考图4444-10。“两髀之间曰奎”这句话的物象，请参考图4444-11。从图4444-11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许慎对奎宿星图的形态比拟是非常神似的。当然，“髀”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即后世总结立表测影的操作方式与计算法则的书，迄今最早为《周髀算经》。在这本书里“髀”隐含如下涵义：最初，人走在太阳下，看到自己的影子有长短变化。故取象大腿骨之直，为表正，观察太阳运动与阴阳消息之间的具体关系。周髀的髀，本义即人的大腿骨，称之为股。古人立表测影，立表的竿子，虽称之为股，其实取象人直立的样子。即使按《周髀算经》中对这个“髀”字的定义来看，其比拟也是符合逻辑的。即：若让人从自己的两大腿骨根部起向外叉开至两脚跟部，其两端交合之间的空间状态亦可非常形象的比拟成“奎宿”星图。接着再看“从大，圭声。”这四个字，许慎解释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奎”从“大”，而“大”这个字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其本意是描摹一个人两腿叉开站立的正面形象。而这个形象则与图4444-10中，一人手拍两髀形象相符。我们知道“圭”在“奎”中只表读音，其既不表意也不表物象。由此可见，玉圭与奎宿之间是没有意象关系的。
既然奎宿与玉圭之间没有关系，那么奎宿形象除了许慎“两髀之间”的比拟、描摹外，在文化期又是否有其它器物与之相对应呢？对“耜”作过深入研究的东胡先生曾给笔者提供一组图片，请参考图4444-12、图4444-13。该图据东胡先生考证，其石耜制作年代约为红山文化期。发现该器物时，其尖部全部朝向山顶，叠加埋藏于山脚之下。而从图4444-13看，其形象则完全可与奎宿星图相比拟。对于4444-13图，有的人可能会提出疑问：“尖头玉圭也可以P图摆放是否也具有这样的涵义？”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请注意“叠加埋藏”四个字。“耜”本为农业生产工具，但在这个具体发现情境里，则有明显的祭祀山川意图。众所周知，古人对于物象的描述不是任性而为，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与原则。其基本原则就是“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而“耜”又是古人常用的农用工具，自然是在“近取诸身”之列了。另在星占中，奎宿有天之府库的意思，故奎宿多吉。《注》中亦描摹其为“奎为沟渎”。在《周礼?考工记》中对于“耜”亦有较为详细描述，而这又与注中“奎为沟渎”一致。
“匠人挖掘沟渠，耜头宽五寸，二耜相并为耦，一耦所掘，宽一尺、深一尺的小沟叫做畎。在田头的（沟渠宽和深）比这加一倍，宽二尺、深二尺叫做遂。九夫共耕一井之田，井与井之间宽四尺、深四尺的叫做沟。十里见方的土地叫做成，成与成之间宽八尺、深八尺的叫做洫。”
我们亦知道，上古之人，其生活物资大多取自山川大泽，而山川大泽对人而言，实乃地之府库。且古人哲学观念：天地对应。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耜”的文化意涵很有可能指向“奎宿”，与玉圭的关系不大。因此，文化期的古人用“耜”比拟意去祭祀山川亦在情理之中。另从“耜”字的金文构型上看，其为左右结构，左边为木，表示耜为农用工具时的木柄，右侧为上下相连的斜方块，表示为农用工具时的金属端形态，而这样的上下相连的斜方块（可能来源于木柄从耜中间剖开形态）字形则又与奎宿的构形极为相似。因此，可作依据之一。至于“耜”的甲骨文字，还需详细考证，未能取得学界共识。敬请参考下图：
从上述文字中已得出：“圭”与“奎宿”之间没有文化内涵关系的结论。这样一来，“半圭为璋”这句话依旧是笔糊涂账，仍不明其理。笔者以为，“圭”的文化原始内涵一定另有所指。那么，它又指向何处呢？请接着参考图4444-14，我们再一起仔细分析和刻本的《说文解字》，看许慎是如何注释的。
从图4444-14看，许慎的注释基本上与《周礼》及《考工记?玉人》中记述的差不多，似乎很难有新的发现。唯一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瑞玉也，上圜下方。”要知道“上圜下方”这四个字，其实是其对圭形状的描摹。可我们从考古及流传实物中又得知，圭的形状不仅仅是“上圆下方”这一种，还有“尖首下方”与“平首下方”两种。那么这种形态上的变化，它的原理又是什么呢？如若我们能找出它的原理，是否就意味着找到它的文化起源了呢？笔者就先试着从“上圜下方”这句话解析起，以期解开“半圭为璋”之谜。
“上”与“下”，一般指时空关系。众所周知，古华夏文明对时空关系的理解是建立在四维基础之上的。即：现代意义上的长、宽、高三维再加上时间这一维。古代表示上下关系的常用术语是：“天”与“地”，换句话说“上圜下方”亦可用“天圆地方”来表述。而“天圆地方”这四个字，正是奠定华夏文明宇宙观的基石。那么笔者的这个推论，又是否有古文献依据呢？请看如下几处记载。
圜，天体也。――《说文》。按，浑圆为圜，平圆为圆。圆之规为圆。
圜，天道也。――《吕氏春秋·圜道》注
大圜在上。――《吕氏春秋·序意》。注：“天也。”
乾为天，为圜。——《易?说卦》
方，《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注：地体安静，是其方也。《周礼·冬官考工记》：圜者中规，方者中矩。《淮南子·天文训》：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圆者主明。
由此可见：“上、下、圜、方”四者之间关系，在华夏文明里是有一套精密理论体系与之相匹配的。我们再回看图4444-3“圭”的甲骨文字，笔者先就该文字再次进行解析。前文分析过其字形是上下结构，上部为正三角形，下部为方形。它给我们传递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又能否将它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相联系呢？若仅从字的结构上看，则“上”与“下”的空间关系具备了，下部的“方”也具备了，唯一不具备的是上部，为“正三角”，而不是圆。众所周知，甲骨文字的生成是由古人在牛骨或龟甲上用刀刻画而来。当然也有用朱砂颜料软笔书写的，这样的考古材料比较罕见。笔者认为：文字是二维平面图，不是三维立体雕塑图。因此，“圭”的甲骨文字上部的“正三角”也可能是个“笠”形图。假若古人表达的是“笠”的意涵，那么，我们古代是否有相应的文献理念呢？在出土文物里是否又有可验证的器物呢？
中国古代相传有6种宇宙模型学说，其中有初步理论纲要者为“盖天”、“浑天”、“宣夜”三说。与前两个学说密切相联的有天球、北极、北斗、三垣、四象、二十八星宿、日月五星等概念，它们构成了古天文的框架与主脉络。
三说中，“宣夜”说一直得到国内对许多论者的高度评价，其说实始于李约瑟。其说如下：宣夜之书亡，惟汉秘书郎郗萌记先师相传云：天性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体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现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根系，故各异也。故辰极常居其所，而北斗不与众星西没也。摄提、填星皆东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迟疾任情，其无所系著可知矣。若缀附天体，不得尔也。“宣夜”说未能引导出初步的数理天文学系统——即对日常天象的解释和数学描述，以及对未来天象的推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法与“盖天”与“浑天”比。
“浑天说”其大意如下：浑天如鸡子。天体（这里意为“天的形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水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一百八十二分之五覆地上，一百八十二分之五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其两端谓之南北极。北极乃天之中也，在正北，出地上三十六度。然则北极上规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南极天之中也，在南入地三十六度，南极下规径七十二度，常伏不见。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也。
“盖天说”主要源自《周髀算经》，（其成书据考证约公元一世纪左右，但实际理论形成及应用更早，陶寺等遗址观测实物的发现就是最好的证明。）其在“提要”中说：“盖浑天如毯，写星象与外，人在天外观天；盖天如笠，写星象于内，人自内观天。笠形半圆有如张盖，故称盖天。合地上地下两半圆体，即天体之浑圆矣。其法失传已久，故自汉迄元明，皆主浑天。”通俗的意思即：浑天犹如圆球，描绘星象于天地之外，是人从天地之外观侧天象；“盖天”犹如斗笠，是人在天地之内描绘星象。人在天地之内观测天象时，斗笠形状的半圆好象张开的伞盖，所以称为盖天。合并地上与地下两个半圆球体，就是天体之整个大圆。因为进行观测的这种法术失传已经很久了，所以自汉代到元明时代，全部由浑天学说所主宰。根据其文字意思的理解，现代学者制作了“盖天说”大致模型图，敬请参考图4444-15。那么这个模型图与古人所理解的“盖天说”模型是否一致呢？请继续看下文。
学界一般认为：“盖天说”可将其起源、发展的过程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原始的形象化比喻的&34;天圆地方说&34;，没有进一步关于天地结构的定量描述；第二阶段以《周髀算经》为基本纲领性文献，提出了自成体系的定量化天地结构，基本假定是天地平行，其间相距八万里。盖天说家以此解释天地结构和天体运行，并进行定量描述和计算。盖天说为了解释天体的东升西落和日月行星在恒星间的位置变化，设想出一种蚁在磨上的模型。认为天体都附着在天盖上，天盖周日旋转不息，带着诸天体东升西落。
通过上文对中国古代宇宙模型的简单梳理，笔者认为：“圭”的甲骨文字源于“盖天说”的宇宙模型是可能的。请参考图4444-16，晚近的天坛与地坛对上古“天圆地方”理念的传承与体现，就是对“圭”这个字最好的注释。
有人也许会提出质疑：“天坛是圜形的，不是尖形的，不能体现盖天说，亦不能体现出“盖天如笠”，即类圆锥形的概念。”那么在中国上古时期，有没有与之相符的器物或图案等相关考古资料呢？请参考图4444-17，其为甘肃临洮县博物馆提供的资料。该类器物被定义为边家林类型，年份距今约5000年左右。笔者曾在其它文章中有过这样的观点：现今中国地理区域范围内的大部分史前彩陶，其器型与纹饰就是早期先民宇宙观与世界观的集中体现；亦是信史以前历史的另类记载方式。从4444-17图的两件器物看：带流形罐纽盖与鸟首钮盖即是“盖天如笠”宇宙观的一种体现；其整体造型就是古人所理解的“盖天说”宇宙模型。那么这个论断有无依据呢？敬请参考图4444-18。
4444-18图亦为甘肃临洮县博物馆提供的资料，其被定名为：人首雕塑双人彩陶壶。笔者认为这个命名是不准确的，从正面看它，好像是个长着双耳，下颌凸兀的“人面”形象。可是从其它视角看，则是巧妙塑造了：一个头颅、一个尾巴、三个喙的怪鸟（亦融入了人面因素，后文将阐释其理。）形象。而该壶的流设计也长短适中，浑圆有力。作者又特别巧妙的将其设计在鸟的尾部，使整个鸟的造型看起来既生动又有趣。再从该器的整体来看，呈椭圆形状，似上下两个半圆盖子粘合而成。我们知道凡是优秀的艺术品，往往出自思想深邃的艺术家之手。那么，4444-18图的创作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总该有个时代背景依据吧。
在上文中，笔者曾梳理了三种古人主要的宇宙观思维模型，其中以“盖天说”最古。从图4444-18出土年代看，据今约5000年左右。那么，其创作思想是否来源于“盖天说”呢？再请注意《周髀》里的一句话：“……合地上地下两半圆体，即天体之浑圆矣。其法失传已久……。”若从图4444-18整体造型上看，其上下两个部份，正是两个半圆体的粘合形象。就这一点来说，则与《周髀》经文记述高度吻合。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它证据呢？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文博体系里，凡在上古器物上出现鸟形雕塑或纹饰的，其大部分都含有“金乌”或“朱雀”意涵。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整个上古时期所遵循的主流哲学思想决定的，即“盖天说”被社会广泛应用。因此图4444-18也不例外，其正是这种思维模型下的产物。其器身共有三处信息，可作为其来源于“盖天说”的有力证据。1.该器顶部三喙怪鸟的造型是太阳运行化身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2.在该器顶表面又用朱红彩料画了一只人形鸟（笔者曾在《被国博误读的马家窑舞蹈纹盆》一文中，论述过其代表星体形象。）；3.其尾部的流，也是太阳的艺术化的一种表现，且含有阴阳二气义。因在“盖天说”理论里，认为天体（证据1、2、3对应）都附着在天盖上，天盖周日旋转不息，带着诸天体东升西落。但日月行星又在天盖上缓慢地东移，由于天盖转得快，日月行星运动慢，都仍被带着做周日旋转，这就如同磨盘上带着几个缓慢爬行的蚂蚁（证据2与之对应），虽然它们向东爬，但仍被磨盘带着向西转。太阳在天空的位置时高时低，冬天在南方低空中，一天之内绕一个大圈子；夏天在天顶附近，绕一个小圈子；春秋分则介于其中，盖天说认为，太阳冬至日在天盖上的轨道很大，直径有47.6万里，夏至日则只有23.8万里。又认为人目所及范围为16.7万里，再远就看不见了，所以白天的到来是因为太阳走近了，晚上是太阳走远了。这样就可以解释昼夜长短和日出入方向的周年变化。综上所述，笔者认为：4444-18图，是古人据“盖天说”理念具体应用的结果；是古人长期观测圭表，得出两分、两至及季节更替的艺术表述结果。“三喙怪鸟”的造型对应的是二分二至现象。也许有人会问：要能对应的上也应该是一鸟四喙啊，怎么会是三喙呢？这是因为春分与秋分在测日影时其长度相等，这两个就合二为一。所以，在具体物象上古人通常用“三”来表示其含义。其实，类似这样的艺术表达方式，不仅出现在高古陶器中，还出现在玉石、骨贝、青铜等为材料的高古器物中。当然，也有不将春分与秋分合二为一的现象。比如良渚文化中的“三叉形”玉器，该玉器两侧齐高的叉形长柱就是代表春分与秋分，中间短柱则代表夏至，那么冬至又怎么表达呢？良渚先民在实际佩戴时，在中间短柱上又巧妙绑缚或插入其它饰物，使其高于两侧长柱，将冬至隐含其中。我们也由此可知：古器设计里这些灵活的部份，与《易》学密切相关。请参考图4444-19。
笔者在上文论述了4444-18图中的三喙怪鸟，具有“二分二至”的涵义；包括其尾部的流，也具有太阳旋转的涵义。也许有人还会提出：“孤证不立”的质疑。那么，还有没有与之相关联的物证呢？请接着参考图4444-20。这张图同样由临洮县博物馆提供，其年代与图4444-18大致相同。该彩陶罐若从正面视角看，左右各有一个倾斜竖立的流。流的两侧又捏塑了鸟头的造型，若顺着流口俯视则有旋圜纹饰及太阳光芒纹饰。请注意，整个器身的旋圜纹圈数可不是胡乱画的哦！都是遵循一定规律与原理而来的。本文不作详细论述，它文另论。请接着再看，在正面视角的罐表之上两侧，则绘有清晰的太阳纹饰，其表达意图已经非常明晰了——皆为太阳之象。因此，也无需再作进一步论证了。该器物整个造型及构图，无疑是“盖天说”理论来源久远的有力证据。同时也有力证明了，图4444-18三喙怪鸟为太阳运行化身的论点。
另与图4444-20文化内涵有相通之处的器物，请参考图4444-21。其不但种类繁多，而且地域分布也甚广，流传时间也较长。这一古人造器原理的趋同性，也再一次证明了：“不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所有人都活在哲人所主导的思想通道里。”这一人类基本共识。因为做为一名普通人，你不可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中不受思潮影响从而独善其身；亦不可能另起炉灶重新建一个属于你的社会体系；你亦逃脱不了：你所处时代主流思想所建立起来的层层藩篱。这就好比现代科学理论体系没有建立之前，社会上不可能制造出各类电子产品的道理一样。反过来，我们据某个电子产品则又可以推导出某种科学理论的存在。至于图4444-21，本文不逐一细论，仅以此作为该论据的辅助资料。
通过对图4444-18及图4444-20的论述，则可推证图4444-17上鸟形塑像为太阳鸟的化身的结论。首先观其纽盖，其造型与“盖天如笠”的描述几无二致。亦可得出：其整个器身造型，就是古人“盖天说”理论的三维立体实物模型的结论。因此，其也反证了古文献的准确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盖天如笠”这句话的理解，决不能拘泥固化。这是因为“笠”的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理区域则有不同的形态。所以，必须要灵活对待“笠”这个问题。如笔者在《被国博误读的马家窑舞蹈纹盆》一文中，论证的“三垣星图”彩陶纹盆，其亦属于“笠”的形象范围。关于笔者的这一论断，是有考古资料可以证实的。如：1955年，从陕西西安半坡原始部落遗址上发掘出了一个密封的陶罐和封盖罐口的彩陶盆，考古人员揭开陶盆后发现，陶罐内有一具7000多年前的孩子的骸骨。彩色陶盆上绘有人面鱼纹图案，经过考古研究发现，人面鱼纹盆是原始人用于埋葬儿童的瓮棺上的棺盖，是葬具的一部分。在这件埋葬孩子的彩陶罐身上还有一个被人为洞开的小孔，这个盛放孩童的瓮棺被埋于居住区内的窝棚附近。从陕博“人面鱼纹”彩陶纹盆的简介情况看，笔者认为其亦可当作“笠”来看。至于盆内“人面鱼纹”图案的内容解析，不是本节所要讨论的内容，不再展开论述。不过在其后的论证里，关于“鱼”的部分还会有所涉及。就其整个专题而言，笔者将在其它文章另行细论。实物敬请参考图4444-22。
我们接着继续论述图4444-17，在盖纽鸟首下，则描绘了一大一小的两个旋转圜形纹饰，其表达意涵与“盖天说”中的观点也趋于一致。即：“太阳在天空的位置时高时低，冬天在南方低空中，一天之内绕一个大圈子；夏天在天顶附近，绕一个小圈子。盖天说认为，太阳冬至日在天盖上的轨道很大，直径有47.6万里，夏至日则只有23.8万里。”接着再看纽盖之外的罐身，其造型若鸡蛋被削去了一小部份。在其口沿部则等分四个鸟首，其所表现的文化特征则含有：“四季、四方”之意。若以“盖天说”的视角来看，该器型同时证明了：“天圆地方”中的“方”不仅含有方正的“方”，还含有方位的“方”之涵义。因此，它综合表达的其实是一种时空概念。所以，在古人哲学思维模型中“地”的形状，它也是个随天道运行的球体，不是通常字面上所理解的一块方形地的意思。许多人在不了解古人的这套思维模型情况下，常常嘲讽古人如何无知，赞颂今人多么伟大，实在是太过浅薄。其实对于这种误解，不仅今人有，古人亦有。如曾子当年就曾提出质疑:“如诚天圆而地方, 则是四角之不揜也....”。
综上所述，笔者完全可以得出：“圭”的甲骨文字上部“正三角”形图，为“盖天如笠”这句话中“笠”的意涵，即：“笠”二维平面图的结论。这个结论的成立，也就意味着“圭”字的本意为“天圆地方”理念的抽象体现。它是古人宇宙观思维模型所建立的简图；是天道；是每个华夏儿女孜孜以求的那个无形无象的本体。而当它为用时则是耕田狩猎，历法产生之晷仪；是治病延年，中医药理之灸针；是筑城治水，勾股定理之矩尺；是一统天下，测量地中之影台；是封侯拜相，天授尊荣之命圭；是百家争鸣，群经共尊之典册……。
关于“圭”的具体运用方面，历史上有桩“公案”，是关于大禹的故事。即《尚书·禹贡》，其全文如下：
禹别九州岛，随山浚川，任土作贡。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檿丝。浮于汶，达于济。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义，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底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筱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唯下下，厥赋下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义。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惟菌、辂、楛，三邦底贡厥名。包匦菁茅，厥篚玄纁玑组，九江纳锡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枲絺、纻，厥篚纤、纩，锡贡磬错。浮于洛，达于河。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原隰底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
导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
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沣；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
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
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
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沣，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
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
九州岛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
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 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此“公案”主要是关于“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前半句的释读问题。自汉以降学者们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迄今为止，主要有以下四说：一是“尧舜赐禹玄圭”说，司马迁《史记·夏本纪》、《尚书》伪孔安国传及孔颖达疏等主此说；二是“天帝赐禹玄圭”说，《尚书璇玑钤》、郑玄《尚书注》等持此说；三是“禹献玄圭于尧舜”说，王安石《尚书新义》、陈经《尚书详解》和吕祖谦《书说》等从此说；四是“禹献玄圭于天帝”说，林之奇《尚书全解》提出此说，但至今无人认可。
纵览《尚书?禹贡》全文，笔者认为：自汉以降的学者们所有的释读，都不得究竟。该文所表述的其实是大禹接掌权力之后，如何治理九州的问题。大禹所接掌的这个权力里，除了政权、军权还应该包含“神”权。那么，这个“神”权是什么？就是文中“禹锡玄圭”四个字。“锡”可作：被赐予解。“玄”可作：天道解。“圭”作：“盖天说”思维模型解。因此，“禹锡玄圭”这句话的通俗意思就是：大禹学到了“盖天说”思维模型。换句话说，大禹只有在思想上升高了维度，才能在上古那个历史时期行事异于常人。而不是说舜随便选个接班人，哪怕所选的这个接班人是一个糊涂蛋，只要赐给他权力象征物（玄圭），他便能成为出类拔萃的超人。世间若真有这样的“宝物”，那定是仙侠传说而不是历史。我们的史前史之所以是一部神话史，是由于在相传中受传者不知其理，从而曲解、附会本意造成的。再加上累代不断的以讹传讹、添油加醋，最后便变得面目全非、难辨真伪了。如今再回望史前史，真可谓灿若星辰、“器”象万千。然学界释读各异，谬论百出，遗毒子孙。为今之计，笔者以为：唯“正本清源”四字，为有效良方。笔者对“禹锡玄圭”四字推断，在赵爽注中亦可见其痕迹。据赵注：“禹治洪水，决疏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除滔天之灾，释昏垫之厄，使东注于海，而无侵逆，乃勾股之所由生也。”我们从这段话可以感知，大禹治水在方式方法的运用上，其中虽有劳动经验总结及其他民众智力贡献的部份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他接了受特殊教育后，个人能力变得超强占了主要因素。另《周髀》经文所谓：“……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等等这些历史文献记载，决不仅仅是个传说而已。
因此，上古朴素天文学的思维模型及方法论，可不是普通大众能随便享用的教育资源，而是由极少数人垄断的稀缺教育资源。这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结果；是野心家们垄断军权、政权、神权的必然结果；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固化各自利益的必然结果。
伴随着社会不断向前演化，民智渐开，也必然会出现社会治理难题。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圭”这一蕴含自然客观规律的朴素宇宙观，也必将被统治者过度神化、歪曲、甚至肢解。其具体表现在：统治阶级不断将其权威化、具象化、世俗化乃至物质化。在这一社会背景下，石圭、玉圭等礼仪性器物便运应而生了。而其初始的造型及设计原理，皆遵循“盖天说”所阐释的思维模型。其在西周到达了鼎盛期，东周逐渐势微。战国之后，当“浑天说”登上历史主场，新的天文测量工具“浑天仪”（参考图4444-23）等被社会广泛应用的时侯，“盖天说”则逐渐（在西汉时期，局部偶有发现遗存。）退出历史舞台，直至无人问津。而与“盖天说”理论相匹配的“圭、璋”等礼仪用器，也逐渐消亡于各封建王朝的政治生活之中。这也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何战国以后圭、璋等礼仪用器不再在社会上流行的问题。战国以后，历代帝王虽然在遵循古制、点缀朝廷的威仪时也曾制造过，但绝大多数都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今日所见古玉圭基本上是商周至战国的作品。
至于“盖天说”在战国之后逐渐消亡的原因，学界一直无人考证。不过，从《庄子·应帝王》结尾的混沌之死这一故事，似可窥见其端倪。其文如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南海、北海，相应于空间。倏、忽，相应于时间。中央是浑沌，阴阳未分，时空未分。倏忽在中央混沌之地相遇，“浑沌待之甚善”。浑沌是整全，无所不包。倏忽想报答浑沌，认为人都有七窍，用来视听食息，混沌偏偏没有，岂不可怜，于是照着人的样子给他凿出七窍。结果，“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浑沌之死，源于代表时空一隅的倏忽，以人的标准开凿浑沌。换句话说，人以自己的标准开凿浑沌，以通其窍，建立秩序。可是，人为秩序建立造成的结果，反倒是浑沌死了。混沌死了，意味着代表时空一隅的倏忽，对自然浑沌一任己意的宰制和分割，导致整全瓦解。
借此寓言故事，遥想周公当年。西周初定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礼”制天下。虽然周公很伟大，但笔者还是要提出如下问题敬请读者思考：1.周公所发起制定的“礼”是以什么为标准——人或天？2.“盖天说”类同与《庄子?应帝王》中的“混沌”概念吗？3.周公及周公的继任者们是新的大“忽倏”吗？
或许，历史会给出最好的回答。当历史的滚滚车轮碾压到春秋战国的时侯，整个社会所呈献的景象：“礼崩乐坏、战乱频繁、生灵涂炭。”而生逢其时的庄子目睹惨状，不禁发出了一声慨叹：“道术为天下裂”（《庄子·天下》）！
再回到本文主所设题，笔者接下来将继续论证“圭”形器的设计及制作原理，以及“半圭为璋”的由来。
倘若有外国友人问：“让中国人傲骄的一句话”是什么的时侯，笔者猜测定是：“我大中华历史源远流长”这句话。对于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凭什么？笔者认为：凭的是一部经书，一部被称为群经之首的经书——《易经》。是它护佑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这部经书的源起，则可用四字概括：“时空定位”。对该理论没有做过深入了解的人，常常会犯经验主义错误，武断它是一本迷信的书籍，实际上它是一种“四维思想模型理论”的先进学说。其在具体应用上：比如只要预先确定一个三维坐标之后，再用其原理与方法去移动时间轴，我们便可以分析出该坐标点的或人、或事、或物所处的状态。因此，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门非常科学的学问。而当我们谈到“时空定位”时，又离不开天文历法，也可以说《易经》亦衍生于天文学。
天文历法的概念内涵极其丰富，笔者就不一一细述。研究天文学的曹书敏先生也曾有过类似的观点：“古代天文历法，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1.我在什么时间点上，2.我在什么位置上。”也就是说天文历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对时间和空间的划分和表达模式的不断调整，完善。人们生产生活中，要解决的第一个题是：当下的“我”，属于时间段的什么位置——包括对年的划分，季节的划分，月的划分，日的划分和一日内时辰的划分。第二个问题是——当下的“我”处于什么空间位置，这属于对空间方位的观测与把握。
古人对时间的把握，来自于对日月星辰规律的长期观察、梳理和经验总结。同样，古人对空间方位的把握，离不开对太阳与星象的观察。
如何解决东西及南北定位这一问题，我们现在觉得很简单，可对于文明曙光初现的古人来说，是极其艰难的。其方法由历代古人长期实验累积而成，早期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自有文字以来，其方法则被记载留存于《周髀算经》之中。又因该方法与“圭”的造型设计原理及“半圭为璋”等问题密切相关，故需要辅以图片详加说明。而本文所选用的测量简图，笔者大部份采用曹书敏先生的研究成果。这些简图均是其据《周髀算经》所载方法，经多年实际测绘，反复勘验累积而成。
?古人判断方位的方法，主要来自于对日月星辰出没运行规律的观察。比如，古人对日出日落方位的观察，于是有了东方和西方的观念，尤其是对秋分和春分日出位置的观察，建立了正东与正西概念。如：陶寺遗址观象台。对月亮运行在黄道位置关系的观察，出现了月行九道之图，彝族称之为“清浊二气图”。对白天太阳和夜晚北斗星北极星观察，有了南方和北方的观念。古人将绕北极圆周旋转的“北极星”、“北斗星”作为正北方的参照系。
古人夜晚仰望北极星，判断南北方向很方便，比如外出到异地迷路了，晚上面朝北天极，就可判断方位，且左侧为西，右侧为东。但这种方法只是个大概，不是很精确。
《周髀算经》卷下中关于北极璇玑东西游和北极璇玑南北游的叙述，就是借助北极星和北天极的角距离，与冬至日卯酉之时和二至夜半南北游，来精确推算树立八尺表引绳致地的尺寸。古人采用不同时间下的东西游或卯酉游理论模式，则体现了古人借助北极星来判断南北方位的严谨性。
关于北极星测量，其勘验方法如下：如果不考虑东西游和南北游，直接采用“树表——引绳——希望”（注意这里的“希望”，就是在竖立之表端系一引绳，仰望北极星），对于确定北方意义何在呢？如果瞄准北极星，调整引绳方向，让北极星、表端、绳子与地面交点三点一线，不就是南北方向吗？这一观测方法示意图，敬请参考图4444-24与图4444-25。
当我们参考图4444-24与图4444-25时，会惊讶的发现在整个勘验观测过程中，形成了几个大小不同的几何图形。那么对于这些几何图形，古人是否知道又是如何表达的呢？又是否有实物可以验证呢？若回答这两个问题，先请参考图4444-26。
图4444-26玉板龟为凌家滩遗址出土的文物。该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凌家滩村，地处裕溪河中段北岸，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遗址约5000多年前为一处大型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遗址区内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建造的祭坛、大型氏族墓地以及祭祀坑、红烧土和积石圈等重要遗迹，出土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凌家滩遗址的发现或将中华文明史提前到5300年前。对于图4444-26，本文不作深入分析，因其内涵极其深奥复杂。笔者仅在关于“圭”的具象部分作浅表分析，以验证《周髀算经》所载方法来源久远的真实性。
图4444-26，笔者认为其是“盖天说”的另外一种具象表现形式。即：“天生地养”之物与天道的对应模式。《周髀》经文“……凡日月运行，四极之道。极下者其地高，人所居六万里，滂沱四溃而下。天中之央，亦高四旁六万里。天象盖笠，地法覆盆。”而图4444-26则由三部分组成：玉龟背、玉龟腹以及置于中间的玉面板。玉龟背比拟“盖笠”，玉龟腹比拟“覆盆”，中间的玉板则比拟人所在的观测位置。因此，就这一点上来说，其整体设计构造与经文记述也是吻合的。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中间玉板，其表面上则刻了三个圈图，最内圈为“八角星纹”图，中圈为“尖端玉圭形”图，共有八个，指向八个不同方位。即阴阳学说里的“四禺”、“四正”位。而最外圈也有四个方位指示图标，那么这四个图标又代表什么涵义呢？若回答这个问题，这里又设及到“阴阳五行学说”。
学界一般认为，五行学说形成与殷末周初，最早见于《书经?洪范篇》。笔者认为，凌家滩遗址这件玉板龟的出现，则将其形成时间至少提前到5300年这个时段。五行学说是当时关于宇宙生成的理论，发展到后来，成为指导人类行为的基本原理。以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作为构成宇宙万物及其现象发生无限变化的基础。这五种元素，在天上就形成为五星，即木星、火星、土星、金星和水星；在地上就是木、火、土、金和水五种东西；对于人来讲，就是所谓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假若天上的木星有了变化，就使地上的木和人心的仁都发生了变化。这样则天、地、人三界是互相影响的，占星术也是以此为基础。
《淮南子?天文训》对于日月星辰的起源，也用了阴阳五行来解释。其文如下：“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
从春、夏、秋、冬四时配合为木、火、金、水推究，古人又衍生出春与木星、夏与火星、秋与金星、冬与水星具有同一性质。至于土的位置，则要从五行配合方位来考虑。五行以木配东、火配南、金配西、水配北、土配中央，这样就自然联想到东春、西秋、北冬。则把土配中央，是对东南西北都不偏不依。因而，在春夏秋冬的末尾，各设有叫做“塄”的期间，塄是配为土的作用意思，它不属于春夏秋冬任何季节，亦不偏于任何方位。即不偏于阴阳任何方面，其理如太极。因而也可以其是太极或太一的一种表现。而当这种哲学上的抽象盖念需要被剥离出来作具象表达时，就如图4444-26龟板最外圈“尖端玉圭形”图所示。至于“塄”这个概念的确切来源，笔者认为其真正来源于“两分、两至”这个观测切入点，也就是阴阳意义上的太极点。有关五行概念及“两分、两至”观测图解如下：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凌家滩玉龟板图含有古人“八方”定位之意涵。而其表面所刻“尖端玉圭形”图标的来源，则是由古人的观测视角、观测工具、以及与被观测天体之间的交相连线，共同构成的几何图形。即图4444-24所示，由ABOC组成的菱形图。也有人可能会提出：玉龟板上的“尖端圭形”图应该是“五边形”呀，怎么会是“菱形”呢？关于这一问题，我们思维上一定要灵活，不要太过古板。其实只要将其两侧直线无限延长，就可以得出结论了。敬请参考图4444-27
众所周知，菱形纹装饰（或雕塑）不仅是东亚古文明的重要基本图形之一，亦是世界上其它古文明的重要基本纹饰之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史。笔者接下来将对其详细论述。
在详细论述菱形纹之前，笔者还需要再作一些拓展性延申。因为，还有一个重要基本纹饰需要作简单阐释，即对角三角形纹饰。它们二者之间关系密切、缺一不可，并共同谱写了人类早期从事天文活动的组图。接下来，请再参考图4444-24。其上有两个对角三角形，即三角形ACB与三角形FCG。这一“对角三角形”纹饰，亦曾频繁被发现于世界各史前各遗址之中。中国最早出现该纹饰的遗址，当属浙江义乌的桥头遗址，该遗址是迄今所知东亚大陆最早最完整的环壕聚落，属于上山文化。2000年发现的浦江上山遗址，将浙江新石器历史上溯到了一万年以前。在一次挖掘中，从中心土台里，发现了十多个器物坑，坑里布满了大量彩陶，分乳白彩和红彩两种，精美绝伦。据出土器物上的“对角三角”以及“卦”等纹饰综合来看，笔者推测：在大约一万年左右这个时间点，桥头遗址的先民们对天体的观测及应用已经非常成熟了。关于桥头遗址的相关图片资料，敬请参考图4444-28。
继义乌桥头遗址之后，在国内的仰韶、红山、良渚等众多遗址中，均发现了“对角三角”形纹饰。关于这方面图片资料，敬请参考图4444-29。由此可见，“对角三角”形纹饰在史前器物构图中亦具有普遍性。
上文关于：“菱形纹与对角三角形纹共同谱写了人类早期从事天文活动的组图。”笔者的这一论断有无依据呢？可以非常肯定的回答：证据确凿。如：在1972年，河南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钵上就有集中体现，该彩陶钵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馆。与此两个纹饰同时出现的还有表示太阳的鸟形纹，表示二十四节气的竖线纹等。敬请参考图4444-30。
图4444-30在大河村遗址中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据该遗址提供的官方公开资料显示：“遗址中曾多次出土绘有天文星象图案的彩陶片，其重要性在于数量较多，内容丰富。经汇编整理，有太阳纹、月亮纹、日晕纹、彗星纹、星座纹等多种图案。大河村先民们为了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就经常不断地在生活、生产的实践中，观察认识和总结一些自然现象和变化规律。其中包括与人类生存关系最密切的太阳、月亮和星体的一些运行和变化，如一些陶钵上绘有三个月亮纹，反映了先民们已经认识到三个月为一季度的自然规律。另有一些陶钵上绘有12个太阳，反映了先民们已经产生“十二个月为一年”的概念。他们用生动形象的花纹图案绘在一些陶器上，成为我国发现最早的天文学的资料。它比我国殷商时代甲骨文中有关天文学的资料记载，还早两千年左右。为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和历法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上述官方资料所显示的内容，也为笔者的论断提供了必要的辅助证明。
就观测工具与方法而言，图4444-24是曹书敏先生采用立表引绳的简单方法，为定位观测北极星绘制所成。据出土文物显示，我国在西汉时期已经有制作精良的观测工具了。敬请参考图4444-31。1977年，阜阳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墓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包括太乙九宫占盘、二十八宿圆盘和六壬式盘等。图4444-31则为该墓所出的圭表，“对角三角形纹”与“菱形纹”，同样会出现在该工具的观测过程中。
当然，这一观测方法不是古代华夏文明所独有，而是整个古代世界文明的共同方法。其观测工具已经不可考证，但我们从其地域出土的文物上则可窥见端倪。
如图4444-32，为古印度河谷文明所出器物，从其形制上看，与凌家滩玉龟板上的“尖端圭形”图标如出一辙。若再从其尺寸上看，可知该器物是古人作为随身佩戴饰品所使用。现代有学者考证将其称之为古人“护身符”，这个称谓不可不谓正确，因为其形制的背后，其实蕴含着宇宙的某种客观规律。
再如图4444-33，该器物出自古代阿姆河文明。其尺寸较大，材质为玉质，器表由星纹、鸟纹、菱形纹共同组成。而其整体造型，则呈树形。笔者认为：该器物已经具备了礼仪性祭祀功能，其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意涵相通。谈到这里，我们不禁有个疑问：古人为何都要将其设计成是“树”形呢？笔者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依旧始于人类早期“竖木立表”的天文活动。
?经过对“菱”形纹与“对角三角”形纹的简单梳理与推导，笔者可以初步断定：“其来源于古人的对天文的早期观测活动。”笔者的这句话里，其实还包含一个关键词——观测，所谓“观测”，其实由人的眼睛所主导的活动。那么古人在进行天文观测活动时，关于“眼睛”这个古物证有没有呢？如果有这样的古物证，则能形成一条古人观测天文活动的完整证据链。
众所周知，在已知的古文明遗址中，对眼睛极其重视并着重表现的有两处。一处为古埃及文明，一处为中国的古三星堆文明。对于古埃及文明中荷鲁斯之眼所蕴含的意义，全世界的学者都有个基本共识。即：它是鹰头神荷鲁斯的眼睛，具有神圣的含义，代表神明的庇佑与至高无上滴君权。它也一直是埃及人最常用做避邪的护身符，用来辨别善恶、捍卫健康与幸福。后来又由此发展出了“上帝之眼”（Eye of Providence），又称“全视之眼”（All-seeing Eye），代表着上帝监视人类的法眼。敬请参考图4444-34。
三星堆遗址是一处距今4800年至3100年左右（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的古蜀文化遗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是中国20世纪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当其遗址中出土的巨大青铜人以特有的“纵目”面世，且又有众多眼形器陆续出现时，社会舆论曾一度惊呼、哗然。这是因为在学界看来，中国古史文明中从未有过以突出“眼”为特征的文化现象。所以“三星堆文明西来说”，曾一度甚嚣尘上。
可当我们静下心来思考的时候，您会发现所谓的“眼形器”不过是由一个、或二个乃至四个三角形组合成的菱形器。敬请参考图4444-35。笔者认为：这些菱形及三角形组合菱形眼青铜器的产生，不过是古蜀人在立表观测天体的过程中，将观测者、圭表与天体三者之间结合的另类表达方式的集中体现。它与以古埃及文明所代表的西方对眼睛（荷鲁斯）的崇拜有着本质的不同。
?也许有人会问：那个纵目青铜人面像又作何解释呢？与古史传说中的蚕从王有关系吗？
首先笔者说一下蚕从王这个人物，从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到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从唐代李白的《蜀道难》再到宋人罗泌的《路史》，或详或略，皆涉及这个人。文献描述荒诞不经，属于神话传说之类。比如四者均提到的“蚕丛”，他是第一代蜀王，常璩特别强调了他的眼睛：“其目纵。这也是目前学界推断“纵目”人面青铜像为古蜀王蚕从的唯一依据，其它再无证据。因此，笔者认为这一推断也很难立的住，依据来源不正，难以服人。
其次，笔者再接着分析“纵目”产生的原理。对于古人如何观测天体，《周髀算经》所载的观测方法，有测太阳晷影；表端置一寸径孔，借以捕影，以测太阳的大小；表端引绳及地以测北极星四游；表端引绳加游仪，以测列宿距度以及测定太阳在二十八宿的方法等等。《周髀算经》卷上之二称：“侯勾六尺，即取竹空径一寸，长八尺，捕影而视之，空正掩日，而日应孔之孔由此观之，率八十寸而得径一寸。……得邪日；从髀所旁至日所十万里。以率率之，八十里得径一里，十万里得径千二百五十里。”太阳的平均视径约为半度，这样视径在八十寸前方，约看成七分，即约一寸；因而《周髀算经》这个记录，应该是根据实际观测的。敬请参考图4444-36，竹空捕影测日径图。据以上文献记述，笔者推断：纵目人面青铜像实为古人观测天体方法中的一种，其有比拟“竹空”观测工具的意涵。
当我们将三星堆青铜神树（立木为表）、菱形青铜眼（观测天体运行过程及方法）、青铜纵目（观测工具）这三者共同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它们共同构成了三星堆先民们完整的天文观测体系；再加上遗址中其它大量相关文物互为佐证，其亦与“盖天说”宇宙观思维模型相吻合。每当笔者步入三星堆博物馆面对这些文物时，似乎能聆听到他们正向我们静静诉说着：“天道民族的天道精神”！
以上关于“菱”形纹与“对角三角”形纹的论述，笔者主要采用的是《周髀算经》所提供的方法。假如用现代天文学的所提供的方法，又能得到什么样的模型图呢？它是否可以与《周髀算经》的理论相互印证呢？笔者以太阳、月亮、地球三者之间运行关系为例，只作简图说明，不再做文字叙述，因为这些都是中学课本里讲述的东西。请参考图4444-37及图4444-38。
在图4444-37中，我们发现有一个菱形ABDC图；而在图4444-38中，则发现有一对角三角形，即：三角形AOB、三角形COD图。虽然这两个几何图形与图4444-24相比，区别在于所绘制的位置不同，但所形成的图形还是相同的。变化的无非是观测者的观测点不同，即：一个是立于三个星球之外某点观测；一个是立于地面某点观测投影；但是天体之间的运行规律并没有改变。因此，本质上现代天文学的观测结果与《周髀算经》中所提方法观测的结果是可以互相印证的。既然图4444-24与图4444-37之间可以相互印证，那么笔者再作进一步推理说明，力求使证据链更加完整。接着请再看4444-22图，该彩陶盆内有被目前学界称之为“鱼形纹”的图案，笔者认为：其实它就是“菱形纹”与“对角三角形纹”相互组合的图案。若将其放大、截取并作比对，则一目了然。当然，半坡遗址中还有其它类似纹饰的彩陶盆，既有两条鱼也有四条鱼的。其所表述的内涵，与三星堆青铜眼组合所表述的内涵完全一致，它们之间是有文化传承关系的。敬请参考图4444-39及图4444-40。由此，笔者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半坡遗址内“人面鱼纹”盆内的“鱼”，其所蕴含的内容极其丰富与复杂。近看，它表述的是太阳、月亮、人、地球四者之间的交互运行关系；远看，则表述的是整个宇宙星体与人之间的互动运行关系。总体来说，其依旧归属于“盖天说”宇宙观范畴。
既然得出了半坡“人面鱼纹”彩陶盆内“鱼”的结论内涵，那么就可以得出整个东亚史前“鱼”纹饰所蕴含的内涵。因为，其表述原理大致相通。这是由于在一个大的史前周期内，东亚先民们共同生活于“盖天说”的思想中造成的。当然，现藏于国家博物馆内的国宝级“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上的“鱼”纹饰，也就不是学界所猜测的“鱼部落”了。
就“鱼”纹饰的本体“菱”形纹而言，笔者的这一结论同时也通释了：世界各大古文明中具有王权性质的权杖内涵。即：由最初的“立杆为表”定东西南北方位，到分时定节服务于耕猎；到测出星体的变动引发人心及自然环境的变动……逐渐向神（占星术）权演化；再到由神权演化至政权、军权。物证方面，比如我们看世界各地王墓出的权杖首（不一一列举，可自查。）及其装饰物，其意象无不采用比拟星体的形式。
又比如在古代中国的语境里：若君王无道，不以天地之心慈爱百姓，百姓可揭竿起义，替天行道。竿者，立竿测影之竿，乃夸父追日之杖。最后夸父累死，弃杖。此杖，为权杖，乃是政治权力之来源。追日，是校准时间，合于天道。但永远追不上，故终日乾乾，代代相传，建侯而不宁。谁丢了，另外的人捡起来，接着跑。夸父追日之精神，乃不断革命之精神，凸显出华夏民族对天道的追求，并以此作为最高的政治原则。因此，这一观点亦通释于国内。物证方面：在7000年左右的沈阳新乐遗址出土的木质太阳鸟权杖中；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木质鱼权杖中；5000年左右的浙江良渚遗址带神徽玉戉权杖及象牙材质权杖中；江苏常州三星遗址饰鹑鸟戉权杖等众多权杖中皆可得到佐证。敬请参考图4444-41。
关于国内权杖物证部份，最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遗址所出的金质权杖。该权杖目前学界争议较大，多认为是西来的。争议的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1.权杖材质用黄金包裹，不符合中国传统习惯；2.权杖仅为一根雕饰纹饰的棍子，与西方习惯类同。笔者认为：以上两点皆站不住脚，权杖选用何材质及制式并不能证明其文化属性。好比西方的史前遗址出现玉质材料器物，你就给出结论：“其文化属性是中国的，因为他们没有用玉的习惯。”如果你这样说，显然太过草率。由此也可知，当我们论证事物的方式、方法是错误的时候，其导出的结果也一定是错误的。
三星堆金质权杖，如果要论证它的文化属性，笔者认为还得从其杖身上的纹饰推导。从其纹饰构图上看，主要由：人面、鱼、鸟及一支射穿鱼鸟的箭组成。它作何解释呢？笔者认为：人面比拟观测者（巫、王、军）；鱼比拟“盖天说”宇宙观（天道）；鸟比拟太阳（星体）；箭比拟沿立表孔射下的光线。（或顶端的引绳、观测者的目光。）综合起来看：三星堆金杖是其上层建筑意志的集中体现；而其文化属性与中华文明文化属性一致，确系中华文明无疑。敬请参考图4444-42。
另1：关于“鱼”纹饰有天文方面意涵的遗址中，经笔者考证，在印度河谷文明中亦有体现。物证方面，如图4444-43。本文不作详细解读。这一现象的出现，也说明了：即使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非信史时代，人类不同文明的宇宙观也同样在早期的地缘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2：当我们正确理解了“鱼”纹饰在史前文化中的意涵之后，如果重新阅读还在“盖天说”语境中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庄子这一名篇时，笔者相信：您一定能读出另一种滋味来。
关于观测日食所形成的“菱形”纹饰图，在赤峰市松山区出土的器物上则得到验证。其为红山类型的彩陶制品，属于小河沿文化，距今约5000年。敬请参考图4444-44，其整体造型为一只“张开巨口”的兽的形象。在兽的“菱形”口部周围，则有“对角三角形”纹饰；而其“菱形”部份，则非常突出的体现在该兽空洞而夸张的巨口上。与该兽形彩陶器同期出土的还有彩陶狗造型器物，而彩陶狗张开的口型亦呈“菱形”。敬请参考图4444-45。笔者认为：图4444-44为目前可考证的最早“天狗”形象，其亦为我国历史上“天狗吞日”的传说找到了物证根源。
至此，笔者对于“圭”产生的缘由及文化背景的论证就结束了。接着将继续论证：“平头圭”、“尖头圭”、“圆头圭”三种不同形制产生的原因，以及“半圭为璋”这句话的根源。若想解决这些问题，依旧要从测量南北东西方位的方法说起。
精确测量南北东西方位，还得借助于太阳，借助圭表测影。采用立表杆看太阳影子位置的办法。《淮南子·天文训》有一段话：
“正朝夕，先树一表东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参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树一表于东方，因西方之表以参望，日方入北廉，则定东方。两表之中，与西方之表，则东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至春、秋分，日出东中，入西中。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至则正南。”这段话它包含两种测量方法。一种是利用夏至日或冬至日某一天的日出日落，测定南北方向。第二种是利用冬至日和夏至日的日出方位进行测量，它的前提条件是圭表高度不变，立足点不变，弧度大小不变。比较两种方法，第一种测量可在二至日中的任一一天完成，且该日必须要有阳光。第二种测量法可作为理论研究，实践意义不大。
曹书敏的勘验操作经验是：除了春分秋分外，借助圭表（直立表竿）利用某一天的日出日入，可以测定南北方向（利用春分秋分日出日入位置可以直接确定东西方向）。利用某一日的日出日入进行测定方位，其基本原理是借助于某一天日出与日落的视方位角相似性和地球自转速度的相对稳定性。如果采用夏至日和冬至日的日出，可以测量东西方位。利用与二分日或二至日等距时间短的日出方位进行测量，效果更佳。它的基本原理是利用了某一地点与春秋分等距时间日出或日落方位的相似性。因此，如果借助三根圭竿测量二至日的日落方位，同样可以辨别出东西方向。利用日出和日落测量方位，如果在平原地区操作，当然很好；但有如果在山区或半山区，由于东边和西边山势起伏连绵，视高度不相同，日出和日落时的的太阳仰角也高低不同，这很容易让圭臬顶端的影子不能与同一圆弧相交。所以，可以不考虑是否日出日落，而是在上午或下午，只要表竿垂直，竖表之垂足放在圆心，当日表端影子有两次与同一圆弧相交即可。
其实，使用一根圭表和一根绳子，同样可以比较准确测量出南北东西方位。我国古代建设庙宇等进行重要工程，或者外出行军打仗，必须找到“北”，确定好南北方位（只要南北测定好了，做一个直角就是东西方位）。比如我国古代常常要与北方少数民族如匈奴等打仗，测定方位对于行军打仗尤为重要。怎样利用圭表测影的办法，测定方向呢？主要操作步骤是这样的：头天晚上，或者早上，一个士兵手拿一根比较直的长矛，矛头朝下，竖直立在地上（要调整并保持垂直度），然后另外一个士兵在矛头位置系上一根绳子，手拿绳子以约三米、五米、或十米的距离为半径，在地上画一个圆周（松软的沙地用脚踩也可以）。早上，太阳出来后，仔细观察长竿表端的影子，上午太阳在南天区东侧位置慢慢上升，而影子在西侧，如果表端影子与西侧的圆弧相交，就在相交位置做一个记号。到了下午，太阳在南天区西侧位置慢慢下降，影子在东侧，如果表端影子与东侧的圆弧相交，也在相交点做一个记号。将两个标记点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线段。找到线段的居中点，将居中点与圆心（标杆在地面垂足点）连接起来，且可以南北延长，这条线就叫南北子午线。以上操作办法，敬请参考图4444-46，图4444-47。
?就玉圭的起源问题，学界曾有学者认为其来源于圭表。笔者认为：“该学者这一说法猜测的成份多于论证，因为其解决不了“平头圭、尖头圭、圆头圭”的制作形制问题。”众所周知，世界上任何一个问题，你若想把它解决好，理论上必须要符合逻辑三洽原则。否则，你的论点很难立的住。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实物圭表，为陶寺遗址出。敬请参考图4444-48，此圭表为等比复制品，其形制似长尺。即便是晚近的圭表实物造型亦如长尺，如北京古观象台圭表。因此，我们很难把圭表中的“圭”等同与“玉圭”，同时，也解释不清楚“半圭为璋”这句话的来源。
?再让我们回到图4444-46上来，该图是勘验古人“立表测日影”定南、北方向的方法简图。笔者试着将该图做了几处连线，便可清楚的看出：“平头圭”、“圆头圭”、“尖头圭”以及“半圭为璋”这句话的缘由。敬请参考如下：
图4444-49，如将A点与F点连成一条直线，并将AB与FE表竿的沿地面南北垂直线无限延长，其所构成的几何图形即为“平头圭”形制的根源。
图4444-50，如将OC无限延长，交于圆圈点D，然后连接点A、D成直线AD,连接点F、D成直线FD,并将AB与FE表竿的沿地面南北垂直线无限延长，其所构成的几何图形即是“尖头圭”形制的根源。
图4444-51，如将AB与FE表竿的沿地面南北垂直线无限延长，以点A、D、F为圆切面，其共同组合而成的几何图形，则是“圆头圭”形制的根源。
将AB表竿的沿地面南北垂直线无限延长，再将OC无限延长相交与圆圈D，然后连接A点与D点成直线AD，其所构成的几何图形即是“璋”的造型图。我们通过这个图，对于“半圭为璋”这句话的由来就再也清楚不过了。其取直线AF的中点一分为二，“为半”意思即蕴含其中。因它是古人测日影定正南、正北方向时的产物，所以又有“以赤（南为朱雀，有红、热等表征）璋礼南方”义。又因“找北”是古代军旅活动主要内容，所以璋又含有兵（南为阳，主动。）戎之意。这一意涵主要体现在牙璋为用上。又如《诗·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这里的“璋”就含有：望儿“英武”之意。至于牙璋的形制，亦是“半圭为璋”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笔者便可以得出：“玉圭的不同形制来源于古人测日影定南北的方法，而不是来源于测量工具圭表。”这一结论。至于《考工记.玉人》载：“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以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这里的内容依据是什么呢？比如镇圭尺有二寸，这个尺寸接近于《周髀算经》中的“地中”尺寸。即：古人八尺表夏至日一尺五寸影长的“地中”理论。那么镇圭为何不直接设计成一尺五寸而又少三寸呢？笔者推测：因在夏至日太阳正午南上中天时刻所在位置时，“地中”并不是正真的无影，还是有一部分影子需要隐藏的，所以作为天子镇守的“玉圭”，周礼在设计制作时则减去了这部份尺寸。相关证据敬请参考图4444-53，其为告成周公测影台夏至日实际影象图。至于桓圭、信圭等又涉及了《周易》数、理等方面内容，本文不作细论。
由告成周公测影台，笔者又关联到新郑出土的“郑韩故城无字碑”问题。关于其背景，请参考新闻简报如下：
据裁剪的新闻所提供的数据，笔者认为：该器物不应该称为“碑”，而应称为“神圭”比较妥当。笔者的这一论断主要有两方面依据，首先，从该新闻稿件提供该器物的尺寸看，其高3.25米，而古天文尺每尺相当于现在的24.525厘米，若将3.25÷0.24525则得出13.25178389398572885这个数值，而这个数值与曹书敏先生在告成周公观测台所测冬至日影长度数值相当。当然，造成该数值误差部份，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原因：1.地理位置不同（希望有关方面能勘验验证）；2.新闻稿件提供的高度数据是否准确。有关曹书敏先生所测数值，敬请参考图4444-54。
其次，再从形制上来看，其整体造型与我们常见的尖头圭造型基本一致。唯一区别在于其尖端下两侧有羽翼，而关于这个羽翼，笔者认为其有“金乌”涵义。类似这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并不是该器所独有，如璧、环、璋等高古器，在其侧边出牙的现象亦很普遍。该器图片资料敬请参考图4444-55。
或许有人会以其体型巨大这个理由，来推断其性质为“碑”。那么，这个理由又是否立的住呢？笔者认为：立不住。因为，在我们人类古史里面，体型大的“神圭”不是没有，而是极难被发现。有的可能因其材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没有保存下来，有的即使能被保存下来也实属万分侥幸。如，笔者曾在其它文章提到过的“希吉尔木雕神像”，其来自俄罗斯乌拉尔山脉，距今约1.1万年左右，现残存高度2.8米，发现时高度约5.3米。笔者认为：它也是“神圭”的一种，因为它有本文论证过的关于“圭”的所有要素。如图4444-57所示，该木雕的几个“圭”要素：菱形头部、身部连续菱形纹、红色箭头A所指对角三角纹、红色箭头B所指记录日影刻度等纹饰。因此，图4444-57进一步证明了：体型巨大的“圭”被古人当做神器，来源久远。
图4444-56与红山文化中玉石类人物所体现的历史文化信息关联极大。笔者曾在民间藏品中见过一红山玉器，菱形，正为人面，背为日晷。因其它因素考量，不便图文验证，仅作为一个补充性参考。敬请参考图4444-57，可作关联性遐想。
笔者对于“希吉尔木雕神像”背后文化内涵的推断，基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未中断的古老文明。其所蕴含的古老思脉对整个人类史前文明有着重要的参考及坐标意义。或许，这才是我们“文化自信”该有的底气！
撰写该文，其因有三，1.在另一篇论述“马家窑舞蹈纹盆”的文中，涉及到史前一些基本几何纹饰，因在该文不能展开说明，故论据略显单薄，需要对其相关论据作必要的补充。2.笔者曾在探幽、石器等群，与同仁讨论“矛”字起源及“半圭为璋”时，承诺闲暇时写点东西回答这个问题。3.笔者乃普通文博爱好者，不忍见古物被蒙尘而装聋作哑，故不吐不快。写作期间，得到东胡先生、宋功先生、曹书敏先生等众多先生及同仁们的无私帮助，在此一并致谢！对于文中所引用部分学者观点、古籍，笔者因未能一一核对、考证，错误、疏漏在所难免，诚望方家批评指正。另文中部份图片资料都来源于网络，部份是民间文博爱好者提供，笔者因不能一一说明图片来源，在此深表歉意！若有侵权之处，还望告之，立刻删除。
丁成绪系自由画者，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