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进自己学校都麻烦”,高校校门的开与关(大学教授手里都有入学名额吗)

“我有工作证,我的车也有校内通行证,但这些都没用,我必须要扫码才能进自己任教的大学校门。”这是北京一所高校的教授武鸣遇到的问题。

而不少社会公众遇到的问题则是,当前很多大学校园尚未对社会公众开放,如果自身和亲友都不跟大学“沾亲带故”,连预约登记进校参观的机会都没有。

正因如此,近期有关高校校园开放的话题在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但目前“很多大学校园只向校友和亲友开放”的局面尚未改变。

“进自己学校都麻烦”

“我有工作证,我的车也有校内通行证,但这些都没用,我必须要通过扫码才能进自己任教的大学校门。”近日,北京一所高校的教授武鸣说道。

武鸣认为,大学就应该是开放的,不仅应该让广大师生便捷地进出,而且应该向社会开放,而不是在疫情防控政策都调整以后,还沿用疫情期间的特殊政策。

在数月之前,层面已对疫情防控政策作出调整,大多数公共场所已经恢复了自由进出的状态,但目前仍有不少高校像武鸣所在高校一样,保持着颇为严格的入校管理规定。

记者通过采访以及梳理各高校发布的信息和媒体报道发现,目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已面向社会人员实行登记入校,中南大学对人员进出学校已无限制,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浙江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高校也已实行实名认证、时段限制、区域限制、提前预约等措施后面向普通公众开放;但更多大学的入校政策与深圳大学类似,即仍主要面向校友、亲友开放,其他社会人员目前无入校途径。

高校校门的开与关

高校校园是否应该开放?这一问题其实已引发过多轮讨论,大学校门则在不同时期经历过“开”与“关”。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蒋建华表示,早期国内大学大多是有围墙的,实行的也是相对封闭的管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处于封闭状态,学校管理与社会管理相适应。

在1990年9月18日发布的教育委员会令第13号《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中提到,进入学校的人员,必须持有本校的学生证、工作证、听课证或者学校颁发的其他进入学校的证章、证件。未持有前款规定的证章、证件的国内人员进入学校,应当向门卫登记后进入学校。

蒋建华说,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北大拆除了围墙,建起了商业街,校园也自然而然能随便进出了。同一时期,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现象受到批评,大学对校门的管控也逐渐放松。

如很多网友近期在有关大学校园开放话题的讨论中所说,疫情之前,国内大部分大学都是向社会开放的;只是近三年,由于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高校普遍实行了相对封闭的校园管理模式。

因此,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社会基本恢复正常秩序的当下,大量高校仍实行相对封闭的管理,引发了社会公众的不满。

对于大学校园管理的这种现状,蒋建华指出,一方面是因为高校在校园开放管理上确实面临一些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高校在管理中有惯性的路径依赖,又或者有懒政思想——疫情尚未彻底远去,不调整入校政策,意味着可以减少社会人员进入校园,各类风险也相对更少、更便于校方管理。

蒋建华所说的大学校园开放管理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其实是在疫情出现之前就存在的一些老问题。

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前,部分知名高校就已开始限制社会人员入校,并引发过公众对大学校园开放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年,中山大学因“限制校外人员入校”的规定引发争议,该校校友认为此举有违中山大学一向的开放精神,希望学校公开“限外令”依据。年,南京大学也因在教学区的多个出入口安装“门禁”而引发争议。

如何解决校园安全和秩序问题?

保持校园良好秩序,与满足大众入校需求之间能否兼顾?

据记者了解,上海的高校中,也不乏在开放上力度较大的学校,如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这些学校大多在采取了实名认证、时段限制、区域限制、提前预约等措施后面向普通公众进行了开放。

以上海师范大学为例,学校从4月1日起允许校外人员通过刷人脸验证的方式直接进校,开放区域包括了几乎全部公共区域,仅教学办公楼、实验室、学生宿舍楼等区域除外,在时间上也只限定晚上9时30分至第二天早晨6时禁止入校。

△图为上海大学的入校预约系统。大众预约后即可顺利入校,预约时并不强制必须填写校内被访问人员信息。

5月9日上午,记者也实地体验了一回。在桂林路的上海师范大学大门口处,记者在进校闸机上刷后,闸机屏幕上同时显示了记者的实时人脸和照片,比对成功后开闸允许入校。

学校保卫处负责人告诉记者,学校周边社区众多,疫情后居民想恢复入内锻炼的呼声较高。

学校反复衡量后,采取了目前这套管理措施,“是借鉴了疫情期间的管理模式,所使用的设备也是由数字哨兵技术调整改造而来,实现了进校人员的留痕,保安也加强了巡逻力度,对进校人员放风筝等行为进行制止劝离。”

上述负责人称,开放一个多月来,据统计两个校区工作日平均每天有1989名校外人员刷进校,双休日更高达每天3927人。尽管人不少,但校园秩序平稳,留痕管理对校外人员有着明显的约束和震慑作用,零星几起治安事件也都查到了人并交由警方处理,相比疫情前的开放秩序也明显好转。

△桂林路的上海师范大学大门口处,记者在进校闸机上刷后,闸机屏幕上同时显示了记者的实时人脸和照片,比对成功后开闸允许入校。

可见,借助一些数字化的管理手段,校园安全和秩序应该都不是问题。

如何解决大学校园开放难题?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师张强表示,面对当前校园开放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和困难,公立大学不应该消极对待,而是应该立足于社会需要和民众引导,制定有效的管理举措,提升民众的参与素质,在社会公共议题中表现出足够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向心力,而不至于陷入自我封闭或人云亦云的窠臼。

蒋建华也指出,大学研究的学问、大学培养的人才必须对接和服务社会需求,且不少地方大学是城市的文化中心,这要求大学向社会开放办学。“大学不仅要打开校门,一些人文社科领域的论坛、讲座活动等也应在一定条件下面向社会开放。只有这样,大学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功能和作用。”蒋建华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大学校园应该开放。常态化条件下,大学校园向社会开放有利于大学的功能发挥。大学校园不开放,会使得大学的办学观念、理念难以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也会使得大学难以融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

在储朝晖看来,当前,导致大学在校园开放与封闭之间徘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校园开放条件下的风险防控的责任边界不清晰,即大学校园开放后引发的安全问题等,是由高校负责,还是高校所在区域负责,又或是更高一级的管理者负责,其中职责分工并不清晰。从学校角度来说,如果不想担当风险责任,就会延续相关保守、封闭的管理办法。

1990年发布的《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在教育部官网中尚可查阅,储朝晖表示,这说明该规定尚未失效。这一规定发布至今已30余年,是否仍与当前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蒋建华提出,一方面,关于当前大学校园是否应该开放,可由教育主管部门研究出台一份指导性意见。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高校校园的智能化管理程度已经越来越高,可以通过制定、宣传校园文明公约,采取登记入校制度,限制每天入校人数等各种方式,使高校校园管理难度处在可控范围。

“办法总比问题多,大学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应该是直接把大门关上,而应该发挥自身智力优势,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开放水平。”蒋建华强调。

来源:央视网综合澎湃新闻、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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